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战略任务。在高校，切实把文化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高校文化治理效能，同样是这一战略任务的重要组成。201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佘远富教授专著《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教育机制研究》（以下简称《融合教育机制研究》），系统阐述了高校文化治理过程当中，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核心价值观教育整合起来，构建“融合教育机制”，把文化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高校文化治理效能的基础理论与实践策略。在笔者看来，这部专著是文化治理领域不可多得的优秀著作，其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用“机制”架起“制度”转化为“效能”的中介桥梁

　　“制度”如何转化为“效能”？关键在于寻找二者之间的中介桥梁。在高校文化治理理论的探索中，《融合教育机制研究》将“机制”作为“制度”与“效能”之间的中介，通过构建“机制”来实现制度优势，让优势在效能中体现出来，从而开拓出一条高校文化治理的新路。

　　既然“机制”对于“效能”如此重要，那么，什么是“机制”？“机制”又是如何起作用的呢？从文本涵义来看，“机制”源于“机器”，是指机器的结构和运行。于是，这一涵义后来延伸为系统中各要素相互关联的模式和过程。因此，高校文化治理过程中的“机制”，必然是串联、整合各文化要素的一种模式和过程。就此而言，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教育机制就是这样一种串联和整合的实践机制。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看，由于其是社会各种价值观念的“最大公约数”，是一种价值多样性基础上的“价值共识”，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个性化教育与共性化教育的有机统一，充分兼顾了社会成员的个性文化需求与社会整体的共性文化要求。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整个融合教育机制中充当着弥合个体与社会冲突的作用，将社会的文化制度融入个体的文化诉求当中，将“社会要求”内化为“个体需要”，从而提升社会文化治理的效能与效果。由于高校是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高校文化治理效能的提升无疑也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发挥应有的作用。与此同时，作为一种“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们树立了榜样式的“文化典范”，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进一步丰富了青年学生的“偶像内涵”，用榜样的力量更好地塑造大学生的思想灵魂，能够实现更好的文化治理效能。这样，两种教育模式融合起来的教育机制，就从不同的角度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升了文化治理的实效。

　　以“融合教育”弥补高校文化治理的部分短板

　　从高校文化治理的实践进程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效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效能各有优劣。就各自的短板而言，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对大学生的“偶像亚文化”引导效能不足，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大学生的“微文化需求”引导效能不足。于是，由二者构成的“融合教育机制”可以弥补各自的短板，从而增强文化治理效能。

　　一方面，什么是“偶像亚文化”？首先必须明晰什么是“偶像崇拜”，这是一种情感性、个性化的钦佩和欣赏心理。因此，“偶像亚文化”就是一种基于“偶像崇拜”的特殊社会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往往表现出对于社会主流文化的“叛逆”，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社会主流文化的一个代表，所以它由此成为“偶像亚文化”的叛逆对象，从而对“偶像亚文化”的治理就难以取得满意的效能。对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通过优化“偶像结构”，可以消解“偶像亚文化”的负面效应，增强“偶像亚文化”的正面效应。“偶像亚文化”氛围中的“偶像”往往是影视、歌坛或者体育界的各类媒体明星，同时还有商人、企业家等成功人士，此外还有各式各样的网红人物。这些“偶像”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用“传统文化榜样”的力量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改变大学生偶像结构中“负面偶像”的占比，提升“正面偶像”的占比，从而有效引导大学生群体中的“偶像亚文化”现象，实现文化治理的优化。

　　另一方面，什么是大学生的“微文化需求”？它是大学生群体对于“微文化”的需求。那么，什么是“微文化”？这是一种基于“微”理念的文化形态。“微文化”强调“即时性”，反对“长期化”；强调“零碎性”，反对“大部头”，在一定程度上反对传统的文化传播形式，具有网络时代的鲜明特征。由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存在方式主要是“长期化”和“大部头”，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对于大学生“微文化需求”的引导效能不足问题。由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一种“当代形态”的教育模式，因而其可以解决“微文化需求”的问题，既有“即时性”的微课播放，也有“零碎性”的微信推送，如果我们将其融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当中去，就可以解决传统文化教育的这一短板，形成良好的文化治理效能。

　　让“体系化”的融合教育机制提升高校文化治理的实际效能

　　这一“机制体系”涵盖融合教育的示范引领机制、内容融通机制和媒体传播机制等不同的机制模式。

　　从融合教育的示范引领机制来看，所谓“示范引领”，主要是通过优化“榜样内涵”和“榜样结构”来达到文化引领的客观效果。那么，就“榜样内涵”的优化而言，通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榜样”进行现代转化，在形象塑造和话语表述方面做不同程度的加工提升，用“当代话语”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故事”，用“当代媒介”宣传“中华优秀传统人物”，用现代的“偶像思维”言说传统的榜样人物，从而更新当代大学生心目中的偶像内涵，消解负面偶像，打造正面榜样，实现示范引领。就“榜样结构”的优化而言，要在传统中挖掘，在现代中探寻，构建“教师榜样—学生榜样—身边人榜样”三位一体的“榜样结构”。通过整合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资源，形成良好的榜样结构，从而增强示范引领的实际效果。

　　从融合教育的内容融通机制来看，要注重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中的传统文化底蕴，突出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优势，进一步增强我国的文化制度优势，探寻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相通之处，从而让青年大学生更容易接受、认同社会主流文化。

　　从融合教育的媒体传播机制来看，要用个性化、情感化的融媒体传播方式传播社会主流文化。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手段当中的现代传媒模式，融合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资源，打造校园媒体宣传的新渠道、新途径，从而进一步强化融合教育机制的“总体体系”，提升高校文化治理的实际效能。

　　从总体来看，《融合教育机制研究》从教育的角度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融合起来，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教育机制，从内容融通与形式融通两个方面双管齐下，既注重教育内涵的充实，也注重教育手段的丰富，力图把我国独特的文化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高校的文化治理效能。这部专著具有较好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可以成为从事教育或文化行业的教师、管理人员、研究人员的良好参考材料。通过阅读这部专著，人们可以获得文化教育与文化治理领域的诸多启示，并将其运用到实际的高校文化教育工作中去，提升工作的实际效能。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