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实主义（Factualism）是以事实性（Factuality）为核心概念的历史学方法论。唯实主义同样适用于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哲学史也是唯实主义的重点研究领域。

　　事实性并不是新的哲学范畴，与它相关的概念在古今中外皆有很长的历史，例如实事求是。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最早提出实事求是一词的是《汉书》。据《汉书·河间献王传》记载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实事求是遂成为成语，从此在史书中屡被提及，一些严肃的历代学者也将其视为治学的指导原则之一。但是，历来对于事实性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常识的层次上，还没有真正跨入哲学的门槛，至今为止更没有一门哲学对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形成系统的理论和独立的方法论。在西方近代哲学中，真理是个重要的命题，但是真理与事实性虽有交叉之处，却是不同的命题。真理强调的是人的某些认知和理念的绝对正确性，并不是针对事物的事实性的。实证主义强调科学，但视野只局限在自然科学领域，否定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中存在任何的科学性，也没有看到历史学和哲学史中也存在着以科学精神来深究事实性的必要性。西方现代哲学偶尔会提及事实[1]，却并没有深入到事实性的深度加以探究。总之，事实性作为一个哲学命题还没有被真正提炼出来并加以系统性的深入探究，更没有形成独立的哲学和方法论。

　　本书探讨了事实性的本质，设立了事实性的三个标准，提出了由唯实解构和唯实重构组成的唯实双构的方法。在此基础上，针对事实性的类型的不同，将唯实主义展开为历史唯实主义和观念唯实主义。哲学和方法论是互不可分的，哲学的思考和创新离不开方法论，方法论往往是哲学思考和创新取得突破的关键，并且方法论本身就是哲学，没有深刻的哲学素养是无法深刻领悟方法论的，更不要在方法论上进行创新了。在当前的学术背景之下，唯实主义的提出是有充分的必要性的。唯实主义对于事实性的系统研析可以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提出新的思路，获得新的研究成果，从而丰富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论，而对于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可以填补方法论上的空白。唯实主义也为历史学和哲学史/思想史获得真正的独立性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可能性。这就是唯实主义的非当代史/现代史原则和非意识形态原则。这也可称是历史学的方法论所未曾尝做过的一个尝试。

　　历史唯实主义是针对历史事实的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古今中外的历史学的方法可谓是源远流长，学派众多和相当丰富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这种状况却难以掩盖历史学的方法论仍然处于困境和具有不同的缺憾的事实。这种缺憾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学研究的方法仍然处于“顺其自然”的“自发性”阶段，具有随意性而缺乏严谨性，还没有抓到历史学研究的真正的核心，即事实性。这使得历史学的研究变得不够严谨，缺乏足够的可靠性；二是历史学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十分巨大，难以获得独立性，甚至成为政治的附庸，这妨碍了历史学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也就是说，历史学由于缺乏统一而“科学的”方法论而难以遵循共同的主题、原则和方法。这些缺憾的存在使得历史学一种缺乏同一性、客观性、公正性和科学性。而同一性、客观性、公正性和科学性都必须以事实性为前提和基础，这也是唯实主义的一个重要使命之一。

　　观念唯实主义是针对观念事实的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西方和中国对于哲学史研究的方法都是以哲学观念史为主导的。所谓的哲学观念史就是以哲学概念和理念为主线按照历史顺序来叙述的哲学史。在德国和西方具有广泛影响的、被视为经典的哲学史著作，如黑格尔的洋洋洒洒的《哲学史讲演录》和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等，都是哲学观念史。另一种更为大众化的哲学史编撰方法是以哲学家为线索来叙述西方哲学史，例如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著名的《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流行的西方哲学史著作。实际上，以人物为线索的哲学史仍然是哲学观念史，只是它稍微强调了一下哲学家的生平和个人特质而已。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西哲学史研究所采取的方法论仍然是哲学观念史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古已有之。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并没有明确而自觉的哲学史研究和编撰意识，直到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古代中国才出现独立的哲学史著作。学案体虽然强调传承和师传，然而实际上哲学概念和范畴是其唯一的线索和逻辑，这是明显的哲学观念史方法。即使是这样的方法在全祖望完成《宋儒学案》之后也没有得以继承。在西方经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而在近现代成为西方哲学史的主流的甚至唯一的研究方法。方法论上的贫困和缺乏创造性是造成中国哲学史已经屡屡陷入误区和困境以及无法取得突破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中国哲学史要取得真正的突破，达到能够客观、公正和科学地来看待、分析和评估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哲学思想，方法论上的创新和突破是必不可少的。希望唯实主义的提出和应用能够改变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隔靴搔痒、肤浅和混乱的局面。

　　中国哲学史上对于比较法的应用比比皆是，但却并没有对比较法进行哲学提炼，没有建立起比较的统一标准，也没有提出进行哲学比较的系统方法。比较法的窘境并不是中国哲学所独有。而纵观世界哲学，也缺乏进行哲学比较的方法论。虽然西方近现代出现了比较哲学，但是它却将范围严格地限定在了对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的区域内。唯实主义提出了唯实比较法，试图为比较法设定一些统一的原则，为比较法找到坚实而一致的基础，为比较法赋予科学性。唯实主义的应用范围是比较广泛的，可以应用于历史学和哲学史/思想史的重构，这种重构适用于中国历史、西方历史和世界历史，适用于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和其他文明体系内的思想史的重构。

    参考文献:

     [1]例如，美国哲学家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的Fact, Fiction, And Forecast，美国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man)的The Collapse of the Fact/Value Dichotomy等。

　　（本文系著作《唯实主义》一书的部分节选。《唯实主义》，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中国社会科学网 蔡毅强/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