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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20年05月15日 11:25 来源:《中国出版》2020年08期 作者:周蔚华 杨石华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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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出版功能的发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文化上的要求需要通过充分发挥出版功能得以实现。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人们对出版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重视不够,存在很多短板。为此,还需要从出版的制度建设、制度执行、加强对出版的基础研究以及提升出版学学科地位等方面进一步强化出版及其社会功能,更好地发挥出版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这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对于坚持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出版是文化的核心部分,是文化自信的拱心石,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不可或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出版。本文将从对出版功能的新认识、出版功能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联系、以及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何补足出版短板等三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论述。

对出版功能的再认识

  出版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方式,具有文化和商品的双重属性,其中文化属性是其本质属性。关于出版在社会中发挥什么样的功能理论界一直在探讨,认识也在不断深入。例如,王鸣阳认为出版工作的社会功能可以总结为物质化功能和社会化功能两种。[2]孟祥林沿袭该观点区分了出版工作的自然功能和社会功能,并指出其社会功能包括文化功能(积累和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为文化建设服务)和政治功能(宣传统治阶级的政治主张,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3]周涤尘和谢珩认为出版具有记载和积累功能、传播和宣传功能、教育和认识功能、审美和愉悦功能。[4]从知识传播的角度而言,出版较为明显的功能是教育功能,并且二者之间具有互动性,即出版推动教育发展,而教育功能的转化又能够促进出版革新。[5]刘芳认为出版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一种文化的传播者、精神的启蒙者和思想的催化者的角色,所以出版具有文化积累、文化传播、文化发展、文化审美的功能。[6]刘美华和周志平指出,出版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是传播社会思想文化的重要渠道,具有引领先进文化、重塑时代文化和普及大众文化的文化功能。[7]出版行业作为意识形态建设工作中的一个主阵地,如何发挥出版的意识形态引领功能是出版行业必须要思考的重点内容,所以出版的价值引导功能需要在出版行业、企业以及从业者各层级中得到高度重视并加以践行。[8]甄旭和周生芳聚焦于图书出版这一实践行为,以近代中国以来至今的出版特点及对思想文化建设的影响,认为出版的核心功能在于文化阵地(文化建设阵地和文化传播阵地)功能。[9]

  从这些既有的出版功能讨论来看,它们大多是从某一特征或行为来进行讨论,需要加以系统化,以使人们对出版功能的认识更加全面、准确。从人类漫长的出版史来看,出版不能简化为作者、编者、出版者、印刷者、读者的自我循环,这会极大地降低出版在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价值和重大社会意义,窄化出版的功能。事实上出版是一种涉及多个领域的社会化实践活动,它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活动、也是一种经济活动,更是一种文化活动。[10]因此,应该从大功能观的视角去全面系统地对出版功能进行再认识。笔者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对当代中国出版的功能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总结,提出了对出版功能的新理解。笔者认为,出版至少具有十个方面的功能:一是传播真理、塑造信仰;二是传播观念、价值认同;三是传递信息、服务大众;四是传播知识、教化育人;五是呈现前沿、促进创新;六是传承历史、创造转化;七是规范话语、形成标准;八是提供娱乐、丰富生活;九是连接中外、交流文化;十是形成合力、推动社会。[11]相较于既有的关于出版功能的讨论,“传播真理、塑造信仰”“呈现前沿、促进创新”“规范话语、形成标准”“形成合力、推动社会”“连接中外、交流文化”这几方面的功能较少被提及和讨论。这从一个方面说明,无论是在基础的学术研究,还是在具体的出版实践中,人们对出版功能的认识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遮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文化的新要求,促使人们对出版功能有了新的认识,出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出版从业者和研究者理应对出版功能和国家治理之间的内在关系有充分的认识,更好地在思想和行动上服务于国家发展这一新的总体战略和布局。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出版功能之间的内在联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2]就我国而言,国家治理体系主要是指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则是指运用制度体系管理国家和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13]这一总目标的提出是为了在新形势下应对各种复杂情况的“本领恐慌”问题,从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决定》对文化制度建设做出了系统阐述,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为此,《决定》提出了建立健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坚持正确的舆论引导”“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一系列制度措施。这五个方面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出版发挥其功能的重要途径和方向。

  “传播真理、塑造信仰”:出版的核心政治传播功能

  出版作为政治活动,其核心功能是政治传播。这一功能在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以及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信仰塑造方面表现得最为显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逐步确立的同时,也逐步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4]此后这一原则一直贯穿在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实践中,并成为一条极其宝贵的基本经验。在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根本指导原则的过程中,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为思想文化重要传播载体的出版,自然地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重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发行就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使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尤其是马恩著作在中国的百余年编译出版,它“见证了马克思主义由一种思想和学术‘舶来品’,逐步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融合,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当代中国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全过程”。[15]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代表人物即我党领袖们的著作的出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诞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理论成果同样需要出版行业将其变成出版物加以出版和传播。我党从成立之初,就极其重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同时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出版。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出版总署翻译局和后来的中央编译局,并成立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等机构,专门负责整理和出版我党领袖们的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出版有助于党和国家实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并把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贯彻落实到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成为处于指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出版直接影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引领

  “传播观念、价值认同”和“传承历史、创造转化”这两项出版功能对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和引领有着直接影响。一方面,出版作为一种传播方式,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之中有着天然的传播优势,尤其是主题出版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弘扬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例如,在2012年开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双百”出版工程,就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从理论读物和通俗读物两方面开展主题出版活动。此后为响应《关于开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出版活动的通知》,出版界积极组织开展相应的主题出版工作,并最终出版了《中国人的美德与核心价值观》和《天山旗帜——新疆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等图书和音像电子出版物等大批出版物。此外诸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等出版物全景式地解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各个方面,为进一步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普及、宣传做出了重要贡献。[16]这些主题出版物以教育教学和休闲娱乐等不同方式推动了全社会对理想信念教育的常态化,并以出版的形式来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另一方面,出版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最重要的载体,既有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出版保障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能够一直传承不断,而对国外先进文化内容的出版则为中国的文化创新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他山之石。正是因为在出版中实现了各种国内外优秀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我们才能够铸就自己的文化自信,故而出版在文化自信中起到了拱心石的作用。[17]所以,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时,应该积极发挥出版的“传播观念、价值认同”功能来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承历史、创造转化”功能坚定文化自信,并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

  “传播知识、教化育人”功能保障人民文化权益

  出版的“传播知识、教化育人”功能在整体媒介生态系统中的效果最明显,教育出版一直在履行着教化育人的职能;作为大众媒介的出版,虽然在某些出版形式(图书)上有着较长的出版周期,但这并不影响其“传递信息、服务大众”功能的发挥。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素质与其教育水平密切相关。而教育水平又与其所出版的各种教育读物的质量相关,因此教育出版直接与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素质相关联。基于这种关系,教育部对教材的编写和出版进行相应标准的制定,出版管理部门对出版质量进行监督,都是为了更好地履行出版传播知识、教化育人的功能。此外,大众读物尤其是科普类的大众科学出版物的出版有助于培养国民的科学精神。如,记录院士人生、展现院士风范、传承科学精神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丛书”以及更早地展示国外科学家的哲人风范、弘扬科学精神的“哲人科学家丛书”的出版传播,都为人民群众全面认识科学家的人生历程和思想精髓提供了文本内容,同时它们还起到了“传播科学思想、普及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理解科学价值的初衷,从而让作为一种文化的科学逐渐驻足国人的自觉意识,塑造国人的新精神和新人格,促进人的现代化”的作用。[18]

  前沿知识传播功能为创新型国家奠定基础

  学术出版的“呈现前沿、促进创新”功能对于推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学术出版传播的是具有探索性、科学性、前沿性的知识内容,这些内容或许有部分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性,但这种争议对于客观知识的增长而言同样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正如,卡尔·卡波普尔提出要通过“问题→试探性理论→排除错误→新问题”的批判图式[19]来达到促进客观知识增长一样,在学术出版中同样也需要允许存在试错的可能。无论是通过不断试错,还是幸运地直接发现客观的前沿知识,由出版所承载的这些前沿知识都将推动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并为创新型国家的形成奠定扎实的知识基础。随着数字出版技术的更新迭代,开放获取的出版方式在相对小众的学术出版中得到了较好地运用,前沿的科学技术知识通过技术手段能够在学术共同体之中得到及时的评议与快速发布,使得知识创新的更新速度得到了极大提高。

  出版产业变革进步功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印刷术的保存威力,具有强大的“固化功能”,[20]这种功能为“想象的共同体”和民族认同提供了基础,[21]因此建立在印刷术之上的出版的一个重要功能就在于能够“形成合力、推动社会”发展。出版的这种功能得以集中凸显是在印刷术得到普及且出版成为一种产业之后。因此,出版的合力与推动社会发展功能不仅体现在政治和文化的共同体凝聚方面,同样也体现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面。在中国乃至全球,出版业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庞大市场份额的产业,广义的出版业也成了重要的支柱性产业。就中国而言,仅数字出版在2018年的产值已经突破8000亿元人民币。出版的新经济(数字经济)特征将随着5G、人工智能、区块链以及虚拟/增强现实等技术的发展爆发出更加巨大的潜力,并激发出更多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出版产业在得到进一步发展时,它将对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带来新的变革,它还将推动我国的智能化与文化化的进一步融合发展,从而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出版重塑社会规范功能推动特色话语体系建构

  出版的“规范话语、形成标准”功能对内可有效推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形成,而“连接中外、交流文化”的功能对外可推动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建构和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出版在重塑社会规范方面的作用历来被研究者所忽视,但它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中却愈发显示其重要性。出版的这种规范话语和标准形成功能为身处其中的人们提供文化凝聚的纽带,进而为民族国家的文化建设和发展以及特色话语体系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比如,《现代汉语词典》《辞源》《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大型工具书的出版为当代中国的语言文字规范和知识框架奠定了话语标准。当一个国家在内部形成稳固的文化特色或话语体系之后,无论是出于文化交流和创新的目的,还是推动国际话语体系的建构,它都还需要对外与其他优秀的文化进行交流与融合,而出版正是其中一种重要的交流方式。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在40年间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中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之一就是推动了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22]当下各种出版外译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中走出去项目的推行正在为讲好中国故事、展示良好国家形象、建构国际话语体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而贡献出独特的力量。

  出版娱乐功能担当社会治理“减压阀”

  “提供娱乐、丰富生活”是出版作为大众传媒的一个基础媒介功能。出版为人民群众提供的娱乐形式主要是故事化的文字内容,从而调节人们的精神生活,缓解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压力,对社会治理起到了“减压阀”的作用。例如,小说作为出版中最受人们喜爱的类别,它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一个由文字组成的故事性想象空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出版业务的拓展,音像电子出版物以及游戏出版等形式的出现都对出版的娱乐功能进行了强化,也为丰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出版的这种娱乐功能在国家治理中主要起到能够满足多元化的受众需求和缓解社会情绪等作用。人的创作欲望和阅读需求都是丰富多元化的,而出版作为一种传播方式,为作者的多元创作欲望和读者差异化的阅读需求提供了一个对接的媒介载体。另外,当人们在现实社会中遭受挫折时,小说或网络游戏等出版物中的相应情节内容或解决方案能够为其提供情感共振和结果参考以及情绪宣泄口,从而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对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功不可没。

  可以看出,出版功能的发挥从不同角度践行着《决定》对文化的要求,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要进一步加强出版工作

  虽然出版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仍需注意到出版的功能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中仍有很大的施展空间,在制度建设以及具体的执行层面还存在着一些短板。因此需要从制度建设、制度执行以及加强对出版的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加以完善,进一步强化出版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的作用。

  继续健全和完善出版管理体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版管理体制在不断地改革与调整,以适应人民群众和国家文化建设的需求。其基本经验是“党和政府的作用不仅要善于宏观匹配、顶层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体制,还要善于总结和提升基层创造性的探索与经验,通过引导意识形态来规范制度变迁路线”。[23]目前我国的出版管理体制改革正处于深化发展阶段,亟需制度革新并结合媒体融合的新趋势不断进行修订、完善。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出版的概念得到了极大地拓展,相应的出版业务也得到了延伸。而既有的出版管理体制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新的出版业务,所以在制度建设层面需要制定出新的法规政策将这些新的出版现象和出版行为纳入管理范围,从而为出版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以游戏出版为例,作为数字出版中的一个具体产业,当下的产业环境相对无序,相应的出版管理体制和政策法规亟需完善。虽然《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为网络游戏出版的管理提供了一定的依据,然而网络游戏出版中所涉及的各种游戏出版门类较多,即使是《关于移动游戏出版服务的通知》也仅是涉及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在产业发展中仍然有着诸多问题,例如在手机游戏出版行业的监管中存在着执法依据位阶偏低,系统性、针对性不足,交叉执法,网络出版物侵权难以认定等问题。[24]此外,各类出版物的内容对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在既有的出版市场中,仍然存在着价值导向偏差、侵权盗版现象等问题。因此在出版工作中,如何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和怎样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文化建设以及如何完善出版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都还有待相应的具体出版管理制度来进行介入,从而提高文化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加快对各项出版管理制度的执行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的完善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推进奠定了相应的制度基础,然而在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与提升方面还需要将制度落实到具体的文化事务之中。以人民文化权益保障体系为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精神需求的一个重要举措。虽然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就明确提出了建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到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强调了要“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推动基层文化惠民工程扩大覆盖面、增强实效性,健全支持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25]但在实践中,整个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制度建设方面还有很多需要加强的内容,在制度的执行方面我国仍然有待继续提高并落实到实处,尤其是在基层社区和乡村地区出版公共服务和保障体系还远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出版物产品的需求、优质内容供给不足或供求错位的情况还较为普遍的现实情况下,需要在制度制定和执行层面都加以改进和完善。

  加强出版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出版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一个重要维度。出版公共服务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和其他社会主体共同参与、以社会效益为首要目标、具有公益性质的出版产品和服务,主要内容包括:制订出版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行业标准;提供公共设施建设、培育出版消费市场;对具有公益性的出版物/行为进行资金支持;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公平竞争等。[26]出版公共服务在执行层面会受各地方政府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实际的文化支出预算以及地方受众的文化需求等因素的影响。故而目前的出版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有研究发现:农村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整体上比较落后,公共文化投入有限且配置不合理,存在明显的重投入轻管理的弊端等问题。[27]此外,当下的出版公共服务的供给者主要是政府,而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度较少,而这与国家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方式相去甚远。

  针对以上情况,在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制度执行方面,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展开优化。一是各地方政府应鼓励出版企业以及其他民营文化资本积极参与出版公共服务活动,共同推动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保障。二是保障城乡之间文化资源配置的公平性,这需要加大公共财政对基层社区和乡村地区的资金投入,从而保障人民群众能够共享改革开放的文化福利。三是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反映自身的文化需求,从而推动出版公共服务乃至整个文化公共服务的对口供给,从而实现供给与需求的无缝对接,避免公共资源的浪费。

  加强出版的基础研究和专业人才培养工作

  虽然出版学已经是一门专业化的学科,但长期以来关于出版的基础研究仍然比较薄弱。相较于临近学科的新闻学,出版学在基础概念、历史、理论以及生产实践等各方面的基础研究还停留在较为浅显的层面,具有较大学术影响力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在西方国家的学科发展中普遍执行的是“学术共同体”的学科制度,学科发展的关键在于认识水平的高低和知识体系的完备,以及学术共同体对自身学科的认同程度。[28]当下我国出版学的基础研究薄弱问题反映出了学界对出版的认识水平和出版学的知识体系还不够完备。而缺乏较大学术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又影响到了学术共同体对自身学科的认同度。因此出版学术共同体应围绕出版的本质、功能以及影响等基础性课题展开系统化的研究,从而为出版学的学科发展奠定扎实的学术基础。当前,出版学在学科布局、国家各种资源配置中受到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出版学学科主体性不强,出版学教育通常是被归在新闻传播学、文学、信息管理学等不同的学科之下,没有自己独立的学科地位和教学体系、人才培养模式等,从而导致了出版教育所培养的专业人才并不能完全地契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要求,没有能够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此,应该强化出版学的学科地位,探索出一套符合出版业发展规律的出版专业高质量人才培养的独特模式。

  需要强调的是,出版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对出版人才进行培养时,需要强化产学研一体化的培养方式,促使所培养的专业人才能够同时具备较高的实践技能和科学研究技能,用以适应文化治理现代化的需求。但作为一门学科,出版学不是培养技能型人才,它是一门有着自身独特发展规律的科学,因此,必须重视出版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将其提升为一级学科,打牢出版学的学科基础,这对于出版专业人才的培养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在推动出版学的一级学科建设时,可借鉴其他学科的发展规划和相应经验来推动自身的发展。例如有研究者指出,“确立新时代行政管理学科发展战略定位、构建基于中国方案的行政管理学科体系、打造世界一流的行政管理学科平台、搭建行政管理学科的大数据治理教研体系”,是中国行政管理学科未来发展的着力点。[29]这四大着力点中的“确定新时代的学科发展战略定位”对于提升出版学为一级学科有着重要启示。这是因为随着主题出版和各种国家出版工程的实施,出版在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同时,出版在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方面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这从客观上要求必须加强出版学科的地位,同时也为将出版学在新时代提升为一级学科提供了一定的学科战略定位。与此同时,无论是管理体制和行业发展,还是教育规模以及研究成果和影响力都为“出版学”作为一级学科列入国家《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30]将出版学进行学科建制化为一级学科,将有助于聚拢分散的学术共同体,集中科研力量对出版的相关基础课题等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出版人才的培养质量,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注入新鲜的血液。

  注 释

  [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01)

  [2]王鸣阳.出版工作的社会功能[J].出版发行研究,1990(1)

  [3]孟祥林.也谈出版工作的社会功能[J].出版发行研究,1990(3)

  [4]周涤尘,谢珩.论出版文化的基本属性和社会功能[J].出版发行研究,1994(2)

  [5]赵小兵.出版的教育功能新论[J].编辑之友,2002(5)

  [6]刘芳.出版的文化属性及其文化功能[J].出版发行研究,2006(4)

  [7]刘美华,周志平.论五四时期出版的文化功能[J].出版发行研究,2009(8)

  [8]方卿,许洁.论出版的价值引导功能[J].出版科学,2015(4)

  [9]甄旭,周生芳.图书出版的文化阵地功能初探[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9 (1)

  [10]周蔚华.出版史研究方法论的范式建构与理论创新[J].现代出版,2020(1)

  [11]周蔚华.重新理解当代中国出版业[J].出版发行研究,2020(1)

  [1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

  [13]韩振峰.怎样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N].人民日报,2013-12-16(07)

  [14]张星星.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确立[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1)

  [15]王传英,田国立.马恩著作在中国百年译介与传播的社会学分析[J].河北学刊,2017 (2)

  [16]张福海.围绕核心价值观研究不断推动主题出版[N].光明日报,2015-02-25(07)

  [17]周蔚华.出版:文化自信的拱心石——一个出版史的视角[J].出版发行研究,2018(1)

  [18]展示哲人风范,弘扬科学精神——《哲人科学家丛书》(第一批)近期出版[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2)

  [19]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M].舒炜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98

  [20]伊丽莎白·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7-74

  [21]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2

  [22]周蔚华,杨石华.中国出版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40年[J].中国出版,2018(20)

  [23]孙俊青,刘永俊.新中国70年出版管理体制的演进与改革启示[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

  [24]杨春磊,黄磊.手机游戏出版政府监管问题研究[J].中国出版,2017(20)

  [25]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01)

  [26]周蔚华.从自在、自为到自觉: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出版公共服务的探索[J].编辑之友,2019(9)

  [27]林安红.基于公众需求差异性的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优化分析——以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情况为例[J].编辑之友,2015(2)

  [28]刘小强,聂翠云.走出一流学科建设的误区——国家学科制度下一流学科建设的功利化及其反思[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9(12)

  [29]祁凡骅,林欣.中国行政管理学科建设的未来之路——基于国内外12所行政管理学科顶尖高校的实证研究[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0(2)

  [30]张志强,杨阳.时代之需,出版学设为一级学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中国出版,2020(4)

  作者简介

  周蔚华,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春秋》杂志主编。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中国社会报社党委书记兼社长、总编辑,兼任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副会长、韬奋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等。长期从事出版理论研究、教学和实践工作,发表论文上百篇,被《新华文摘》(含网络版)全文转载7篇。论文曾三次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论文)奖,《出版产业研究》曾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曾获得第十届韬奋出版奖、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百名有突出贡献的新闻出版专业人才等荣誉。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等省部级课题十余项。

  杨石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在《传播与社会学刊》《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界》《编辑之友》《出版科学》《科技与出版》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作者简介

姓名:周蔚华 杨石华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职称:周蔚华,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石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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