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题材小说、历史题材影视剧风起云涌的今天，话剧界当然也不甘落后。较现实题材，历史题材因其“难度系数”较高,似乎为导演或剧作家提供了更好的施展专业才华的领地，直到今天，历史题材仍是话剧创作改编的重要领域之一。然而，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选取题材、提炼故事核心及加工内容，并将其汇入有限的戏剧篇幅？如何在厚实沉重的历史中把握戏剧的节奏，做到既有真实感又有冲突性？如何在悠远历史长河中找寻“时代精神”？每个问题，似乎都不易解决。

　　第三届西岸·马三立城市舞台戏剧展，上演了两部制作精良的大型历史题材话剧，包括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子曰》和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祖传秘方》。在这两部话剧排演期间，记者走访主创团队和戏剧爱好者,倾听他们对历史题材话剧演变与发展的见解。

　　从着重歌颂到描写情感

　　历史题材话剧创作在我国戏剧史中时间不长，但在创作领域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天津人艺艺术室副主任，艺委会副主任朱大平表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如郭沫若、魏于潜等，已经创作出了许多优秀历史剧。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郭沫若的《屈原》《虎符》等作品。解放之后，在话剧领域又出现了田汉的《关汉卿》，曹禺的《胆剑篇》，朱祖诒的《甲午海战》等优秀历史剧。

　　戏剧界普遍认为，1958年至1962年，出现历史剧的热潮。其原因在于，现实题材的话剧创作受到种种障碍，不能得到顺利的发展，作家不愿趋附时尚，就转而向古代和现代历史去寻找创作的题材。这期间从事历史题材的话剧创作的作家，大部分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成就卓著的文学大家。此时期，由这些作品引发的关于历史剧问题的讨论，也促进了历史剧创作的自觉，为当代话剧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郭启宏任编剧的历史剧大多以中国历史上的文人为题材,其内容更向话剧本体回归。郭启宏根据自身的创作经验，提出了“传神”的史剧理论，主张剧作家传达历史精神，挖掘历史人物之魂。其话剧代表作有《李白》《风月无边》等，体现了对中国文人命运和其在社会历史中价值定位的思考。在对文人悲剧命运的书写中,折射出封建社会体制、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对文人命运的决定性影响以及它之内化生成的独特的文人性格,具有深刻的社会内涵。

　　上世纪９０年代，历史题材话剧体现在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重新解读和改编，比如田沁鑫的《生死场》，改编自萧红同名原著。改编自鲁迅作品的，则有一系列：林兆华的《故事新编》、熊源伟的《故事新编之铸剑篇》、郑天玮的《无常·女吊》。这类史剧或是借用原经典的思想深度，在表现手法和舞台上予以创新，或是用现代意识重新阐释经典，赋予其新的含义和思索，或是对经典予以调侃，表达对经典严肃意义的质疑。这类史剧具有探索性和前卫性，既有思想深度又有艺术创新，是现代性在上世纪90年代的体现。这个时期历史题材话剧的主人公从英雄人物到小人物转化，在叙事中以对人情感和欲望的描写代替了对英雄人物的歌颂。

　　在《子曰》首演现场，记者遇到资深话剧迷石鸿祥，他特别提到印象最深的历史话剧是天津人艺的“看家戏”《钗头凤》。这部剧由戏剧家魏于潜编剧，由赵大民导演，马超、颜美怡担纲男女主角。朱大平谈到，此剧1957年公演，一举成功，观众热烈欢迎，报刊好评如潮。当时连演百余场，场场爆满，盛况空前。1962年、1979年两次再度公演，上座率始终不衰，累计演出三百余场。为了适应观众的审美需要，经由赵大民改编的《钗头凤》更着重于对“情”的刻画，其中生死相许的缠绵爱情，以及陆游母子之情，陆游与表兄妹之间的手足之情，通过有血有肉的情感描写表达主人公的爱国之情。

　　以今人角度再现历史人物面目

　　无论戏剧作品还是文学作品，其创作的时代背景、历史事件、人物命运等，都需要回归历史真实才能凸显出来。但是，关于历史的观察角度和思考立场，则必须具有当代性。这种当代视野下的深层思考，都需要通过对作品人物的刻画进行表现。而如何在还原历史的同时观照现实，一直都是历史题材作品难以回避的难题。

　　《子曰》以孔子弟子之口，将《论语》的智慧融入孔子一生的境遇。罗军导演在原剧本的基础上，主张改用弟子讲述的方式展现孔子一生。一方面，孔子的名言名句很难通过自己表述并解释，他联想到语文课本中注解的形式，希望通过借其弟子之口进行解释。另一方面，大众了解孔子大多是通过《论语》，《论语》即是孔子的弟子记录老师的一言一行。改编后的剧本，开场孔子去世，其弟子以总结“子曰”为引，讲述故事。“孔子去世后，弟子们说，要把老师的思想传承下去，如何传承呢？口口相传很容易误会。于是说要写一部书，记载老师的言行，这部书叫《子曰》。守着孔子的灵柩，大家开始写《子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