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文学，我们在此相遇

　　文汇报记者　陈熙涵　柳青

　　海外文学名家赴约2016上海书展

　　从勒·克莱齐奥到奈保尔，每年主办方都会力邀国际文学名家来沪出席盛会。与书展几乎同步展开的国际文学周也是最受关注的书展单元。今年的作家嘉宾规模更是突破以往，包括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日本芥川奖得主吉田修一、普利策文学奖得主朱诺·迪亚斯、艾略特诗歌奖得主肖恩·奥布莱恩、普利策诗歌奖得主莎朗·奥兹、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等数位国际上最富盛名、最高规格文学奖的得主已确定前来赴会。这些最受瞩目和期待的文学名家不仅会在书展期间出席论坛、举行对话，更多的是带着各自的新作，与读者近距离接触，谈谈那些写作后面的“秘密”。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她看世界的方式决定了她文学的高度

　　“我在生活中上下求索，探寻每一处发现、细枝末节和吉光片羽。因为在人类生活之中，我的兴趣并非是事件本身，不是战争本身，不是切尔诺贝利本身。我感兴趣的是，在人类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人类在我们的时代中经历了什么；人的行为和反应；在一个人身上有多少生物性，有多少时代性，又有多少人性本身。”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用自己数十年困难重重的实践，证明了观察世界的方式不仅决定文学的类型，也决定文学的高度。

　　因为她卓越的写作，诺贝尔文学奖，将桂冠戴在了纪实文学的头上。甚至可以说，是她为世界文坛开创了一种新的纪实体裁。她对既有的历史书写方式，根本上是存疑的。在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这部作品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写道：“已有数以千计的战争作品，薄薄的和厚厚的，大名鼎鼎的和默默无闻的，更有很多人写文章评论这些作品。不过，那些书通通都是男人写男人的……关于战争的一切，我们都是从男人口中得到的。我们全都被男人的战争观念和战争感受俘获了，连语言都是男人式的。”在　《锌皮娃娃兵》　一书里，她重述自己的观点：“为什么我会产生写　《锌皮娃娃兵》　的愿望？　为了表示抗议。我去了公墓，那里安葬着空降兵。将军们在致悼词，乐队在演奏……我发现，这些成年人都沆瀣一气，只有一个小姑娘的尖声细嗓冲出了其他声音的包围：“爸爸，亲爱的爸爸!　你答应我要回来的……”她妨碍了发言，被人从棺材前拉走，像拉走一条小狗。这时我明白了，站在坟墓前的这些人当中，只有这个女孩是个正常人。”

　　通过她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阿列克谢耶维奇并非简单地站在一个女权主义者的立场，而是从更人性的角度来审视战争。这就意味着，人们需要重新认识战争里最弱势的群体，包括女人和儿童，以及那些在重大灾难事件里充当“炮灰”的人。在　《切尔诺贝利的悲鸣》　里，也是如此，她的视角永远是从最弱势，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人那里来看待所有的灾难。

　　吕宁思，《我是女兵，也是女人》的译者，曾在俄罗斯留学过，上世纪80年代，曾经火热过一阵的“苏联文学热”，使吕宁思在一本文学杂志上看到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它有一个吸引人的名字———《战争中没有女性》。那是吕宁思第一次试着翻译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文字。在翻译过程中，她发现阿列克谢耶维奇跑了200多个村庄，采访了数百名曾经参加和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里的苏联女性，战士、游击队员和后勤人员，整本书就由这些采访构成。这些女人的生活和命运都曾被二战剧烈地改变。

　　阿列克谢耶维奇观察世界的方式，与她的媒体出身有关。当她尝试了很多种，最终发现当每个人把关于自己生活的故事口述出来时，他们就一起记录了一个国家的历史，他们共同的历史。在人类具有如此多的面貌、世界如此多样化的今天，文艺作品的记录方式变得越来越有趣了，而某些艺术创作在理解人类的许多事情上却显得虚弱无力。这更坚定了她观察世界的方式和写作的方式。此次书展，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新书《二手时间》　由中信出版社引进出版。与作家以往作品不同，《二手时间》　聚焦的是俄罗斯普通人的生活。通过扎实的口述采访，阿列克谢耶维奇将触角伸到了最前沿———身处关键历史时刻的普通人的生活。《二手时间》　是她采访创作时间最长的一本书。20年间，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了无数人，让小人物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从而展现出人们在历史转折中如何追寻信仰、梦想，如何诉说秘密和恐惧。

　　艺术可能撒谎，但是纪录永远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