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五通”——心通、情通、语通、文通、政通。民心相通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本，感物入心、及物归心、物感物觉是民心相通的根据。情感是人类的自然属性和文化属性，各民族情感交融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心相通离不开语言互通，少数民族在学好自己母语的同时，学好国家通用语言，做到“两全其美”，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条件。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生的地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来自“满天星斗”的文明源流，辨析和研究这种包容、交融、互联的复杂性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处理好民族事务，解决好民族问题，政治道路、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是关键，新中国创建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确保“政通族和”的重中之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政治保障。

　　关键词：“五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万象一源

　　作者简介：纳日碧力戈，教育部长江学者，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内蒙古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陶染春，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民族研究中心博士后。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中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少数民族视域研究”（编号：17ZDA152）的成果之一。

　　一、心通

　　民心相通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本。中国古人说感物心动，心动音生；希腊古人说物触灵魂，语文产生。感物、物触人皆有之，是普遍性的，但语言和文字对感物和物触的反映可谓千差万别、丰富多彩，这是特殊性或相对性的根据。古人洞见何其相似乃尔！物质第一，传通第二，心智第三，“三生无限”。物感入心，心映万象，民心相通，万象共生。人生百变，语言丰富，文化多彩，但物感物觉的原初时刻相同，心灵触动的刹那间无异。民心相通就出现在这个原初时刻和刹那间，要及时发现，及时捕捉，及时抓牢。这个共享的原初时刻和刹那间为“及物归心”打下基础，一个是“地”，一个是“天”，为天下大同作证，为民心相通助力。宇宙万物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物感物觉时刻更新，鲜活生动。不过，这种变化不居有物感和归心的普遍性，让民心相通，让天下大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要从民心相通做起，认真捕捉普遍性的物感物觉，捕捉物感物觉的那一刻，促成“及物归心”“万物玄同”“万象一源”。新中国成立前，历代统治阶级歧视少数民族，否认他们的客观存在，否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国民党政府把少数民族看作相当于汉族“国族”的“大小宗支”［1］。新中国成立后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一反国民党的同化政策，也没有按照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区分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而是统称“民族”。毛泽东主席明确指示：政治上不要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2］。

　　从政治上看，中国将上述人们共同体统称为“民族”，对于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增强各民族间的凝聚力，维护祖国的统一，团结各民族人民共同进行革命和建设，都是十分有利的［3］。

　　中国的“民族”概念颇有“及物归心”之意，重在民心相通，超越千差万别。“多”归“一”，“一”归心，心通千灯照，心通万象明。普遍的“一”和特殊的“多”是世间万象的两个方面，“一”容“多”，“多”生“一”，是层级关系，是发展关系，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关系。民心合正道，民心融万象，民心地天通。民心相通是解决多元一体“一”与“多”关系的金钥匙。语言多、文化多、民族多是资源，是动力，不是累赘，更不是威胁；认同家园，心向祖国，是和合，是归一，不是同化，更不是消除。要让民众的心灵打上共同的印记，用不同的语言高唱共同的乐章，用不同的文化拥抱共同的家园，复调和声，雅俗共赏。

　　万物生长，万象共生，共同遵守统一的宇宙规律。人的心力和人的意志符合这个宇宙规律，才能够让希望变成现实，才能够充分利用物质“尚未”的可能性和开放性［4］，推动希望的实现，建设中华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铸牢共同体意识，进而提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以百川归海的气度，不忘理想，充满乐观，克服艰难，勇往直前。

　　二、情通

　　情感是人类乃至动物界的自然属性，对于人类来说还是文化属性。从美学、新马克思主义到社会学、人类学，从苏珊·朗格、阿格妮斯·赫勒到舍勒、格尔茨，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学者都对情感进行了深入研究［5］。康德著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后人称为“三批判书”，其中后两本涉及伦理和美学，强调道德意志的本质和原则，人类精神活动的目的、意义，美学鉴赏力和幻想力以及其他因素。康德认为理性的全部旨趣在于回答三个问题：我们能知道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可以希望什么［6］？这三个问题对知识无所裨益，但是对理性和伦理有真正的价值［7］。意志自由超越了时空、因果秩序的表象，因为“呈现给我们的感官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8］，这个观点和康德关于物自体不可知的理论是一致的。需要指出，物自体本身就是认知的对象，也是“心物”，如果不能被认知，就只能是唯心或者意志的产物，难免陷入虚幻。如果从心物交融的符号学观点出发，把“物性”“对象”“思维”都看成“物物相指”“事事相指”的关系，而不是彼此隔绝、无关联的“物自体”“事自体”“思自体”，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可以被感知，可以有条件地被思考，也可以被认知、被把握的。因此，包括情感在内的心理活动一定和物质有关联，从物质中来，到物质中去，心与物因关联互指而自立③。我们能够从符号关联不断加深和扩大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当然这是一个无尽和开放的过程。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希望就派上了用场，我们用不期待回报的情感和融入自然的美德去关爱他人和他族，超越我们十分依赖却又十分简单化的感官境界。仅就这一点来说，它呼应了马克思

　　生态哲学。马克思《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阐明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9］。

　　由物质变换出发，马克思的生态哲学中的善不是人类的纯粹利益，也不单是自然的内在价值，而是人与自然互动产生的物质变换。这种物质变换使得人可以向自然界提取其身所需，也同样有义务反馈自身的能量来养育自然［10］。

　　当然，这种“符号善”或“互联善”不仅限于物质变换，还包括精神变换，包括人的自觉和自信。只有把“自恋自爱”融入“大地之爱”，把自我融入人与自然、人与万象的符号之网中，我们的认知才有根基，我们的意志才有推动，我们的实践才有根据，我们的希望才有光明。格尔茨充分肯定他者文化的独到之处，认为人类生活具有神圣性，阶级、种族、辈分之间要平等［11］，群体和个人的尊严来自群体认同［12］。他说：“地方知识告诉我们：拥有美德的群体和个人，包容他者的群体和个人，是最有尊严的群体和个人。”［13］

　　“符号善”或“互联善”虽然是一种超越之善，但不能凭空超越；其超越的对象就是具体的情感，其中就有“自怜自爱”。“自怜自爱”是本能，无需否认，只是这种本能的情感要不断接受反思，不断被超越，升华成为“大地之爱”、人间之爱、他族之爱。

　　人民楷模都贵玛收养了 28位南方孤儿，把最美好的时光奉献给他们，2006年获得第二届中国“十杰母亲”的荣誉称号。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都贵玛“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14］。由彭军执导、胡绍祥编剧的电影《海林都》，根据草原额吉都贵玛等人物，演绎“3000孤儿进草原”的历史时刻，讲述乌兰牧骑队员阿柔娜养育南方孤儿，大爱无声、大爱无疆的故事。影片中的那些南方孤儿长大成人，都说自己是真正的蒙古人。这种大爱超越民族，甚至超越人类，恩德广及草木昆虫。

　　如果在中国革命的红色记忆库中寻找民族团结的例子，“彝海结盟”是首选之一。工农红军要过大凉山，作为红军高级领导人的刘伯承与当地的彝族果基支头人果基小叶丹结拜为兄弟，歃血盟誓，互赠礼品，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

　　彝海，原名“鱼海子“，彝语叫“乌勒苏泊”，意即海子。……就在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举行了举世闻名的“彝海结盟”。果基小叶丹叫人找来一只鸡，但没有酒和酒杯。刘伯承便从红军警卫员皮带上解下两个瓷盅，叫警卫员舀来彝海的水，以水代酒。当沙马尔各子杀了鸡，将鸡血滴入两个瓷盅后，小叶丹要刘伯承先喝。按照彝人风俗，先喝者为大哥，兄弟就应该服从大哥。刘伯承高兴地端起瓷盅，大声地发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同果基小叶丹在彝海子边结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完后一口喝下血酒。果基小叶丹笑着叫“好”！也端起瓷盅来大声说：“我小叶丹同刘司令结为兄弟，愿同生死。如不守约，同这鸡一样地死去。”说完后也一口喝干。刘伯承当众将自己随身带的左轮手枪和几支步枪送给了果基小叶丹，果基小叶丹也将自己骑的黑骡子送给了刘伯承……

　　次日，红军先遣部队在果基小叶丹的向导下，通过俄瓦彝海子向北前进。沿途山上山下，到处是成群结队的彝人，发出“啊吼”的呼喊声［15］。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前，周恩来总理用红铅笔在地图上画内蒙古的行政区，每画一个地方都征求乌兰夫的意见，内蒙古自治区的区界就这样画出来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从民族团结的大局出发，说服不同意见，排除阻力，最终确定了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划［16］。毛泽东说：“蒙绥合并问题要开两扇门，一扇是蒙人要欢迎汉人进去开发白云鄂博铁矿，建设包头钢铁企业；一扇门是汉人要支持把绥远合并于内蒙古自治区，实现内蒙古统一自治。”［17］

　　1956 年 10 月，党中央提出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倡议……在讨论中曾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是合的方案，即把广西全省改建为壮族自治区；另一个是分的方案，即保留广西省的建制，管辖原广西省东部地区，另把广西西部壮族聚居的地区划出来，建立壮族自治区。采取哪个方案为好，党内、党外都有不同意见。……1957 年 3 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京邀请广西籍人士举行座谈会，协商成立壮族自治区问题。周恩来同志……反复阐明“宜合不宜分”，“合则两利，分则两害”的道理。他还指出：“有人说壮族特点少。壮族留下来的历史痕迹是比较少些，但壮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化，这些都是它的特点。”“我们只要从事实出发，毫无疑问就应该承认壮族是一个民族。”他还强调，汉族要体会少数民族的心理感情，“不要一讲到壮族自治，就讲汉族的民族感情”。经过充分酝酿，大家同意采取合的方案［18］。

　　情投金不换，意合百脉通。民族团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法宝之一。

　　三、语通

　　《圣经》中有关于巴别塔的叙事。据说人类想联合起来造一座通天塔，上帝就让人类说各种彼此听不懂的语言，他们无法沟通想法，各自散去，联合造塔的事情落空了。由巴别塔的故事可以看出语言交流的重要性，语言不通，交流不畅，事业无望。不过，亚里士多德关于语言起源的论说可以让我们充满希望。他在《解释篇》里说，人类口语象征了心灵感物的经验，而文字又象征了人类口语，尽管表达心灵经验的口语和文字各不相同，但心灵经验本身是相同的［19］。这是民心相通的基础，语言不同，文字不同，并不影响心灵经验的相同，也不影响民心相通。

　　中国各民族的语言有 129种，各种语言长期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交融共生。有的时候，原本结构差异很大的两种语言因深度接触而发生结构上的质变，形成了非甲非乙的新语言，即“混合语”，如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汉藏语言混合形成的倒话，青海同仁县汉语、藏语、保安语三种语言混合形成的五屯话，西藏自治区察隅县藏语和格曼语混合形成的扎话［20］。语言混合，心心传通；文化互补，民族共生。仅举倒话为例。倒话是一种特殊语言，分布在青藏高原东部、四川西部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有2685人使用（1995年）［21］。倒话词汇主要来自汉语，语法结构来自藏语，具有丰富的词汇和完备的语音语法体系，“充分表现了一个具有独立品质语言的特质”［22］。18世纪20年代前后，清廷两次派兵入藏，平定准噶尔之乱，深入康藏腹地的汉族军人和船夫与当地妇女成家，汉夫藏妇，水乳交融，他们的后代成为使用倒话的居民。

　　如果承认语言融合可以诞生新的语言，而且这种新的混合语通常在词汇和语法子系统方面会呈现出异源结构的现象，那么汉语就可以确认为一种典型的混合语，词汇来自原始羌藏语，语法来自古百越语言，而这就和中国古代史记载的操原始羌藏语的黄帝族和操原始百越语的东夷族和蚩尤族、炎帝族融合而成华夏族或后世的汉族的历史事实一致了［23］。

　　不过，如果能够做到心通、情通和语通的“三通”，各民族之间的“三交”（交往、交流、交融）就更加便捷、更加直接、更加有效了。现代民族国家打破了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藩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口号激励着个体和群体建设较大和超大的现代国家，领土完整、主权不可侵犯成为至高无上的国际法原则。一方面是“同文同种”“同国”的热望，另一方面是国界、语界、文界、“种界”和“种见”不重合的现实，三百多年的“民族运动”和民族主义思想始终徘徊在二者之间，迄今既没有明确的答案，也没有见到消失的端倪。当今世界，国家少，民族多，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字也多。国家要强大，领土要完整，主权不容侵犯，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世纪追求。与此相关，“同语同国”“同文同国”不仅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不仅是人与人、群与群高效率交流的要求，也是民族国家认同的要求，具有很浓厚的政治性。

　　一个国家拥有多个民族和多种语言已经成为常态。语言是文化堆积层，是历史博物馆：

　　语言有点像考古学上说的文化堆积层，是由不同的历史时期一层一层地堆积起来的。语言又像一座博物馆，里面陈列了各个历史阶段留下的文物。因而，从现存语言的特征上，有可能看到民族的过去，可以追溯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的联系［24］。

　　每一个民族都会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传承和书写悠久的历史，从中汲取祖先的智慧、生活的经验、文化的要义、生命的哲理、精神的价值。各民族的语言具有互补共生的生态关系，形成生态网络。“良好的语言生态的构建并不是语言内部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它是涉及人类社会健康发展、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问题，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25］各民族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和文化，就是互相学习对方的智慧、经验、要义、哲理和价值，结果会使我们智慧充盈、经验丰厚、要义广博、哲理深邃、价值无限。各民族互敬互学彼此的语言和文化，少数民族在学好自己母语的同时，学好国家通用语言，做到“两全其美”，让我们的社会生活更加“生态”，让我们的希望更加美好，让我们的未来更加灿烂。

　　人类进入了一个生态危机的时代，环境污染，水源枯竭，灾害频发。不过，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工业和军事的污染，不是过度开发，不是极度耗能的经济，这些只是表面现象；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就在多数优势语言中得到表达［26］。这些语言原本也表达过“天人合一”的生态观，但随着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独占鳌头，无限度的开发话语代替了那些“地天通”的生态表达，无限度的开发话语所表达的意识形态以及和这种意识形态相关的无限度开发活动，引发了人口爆炸、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难能可贵的是，在许多非优势语言里迄今保留着大量的生态智慧，保存着人与自然如何相处的地方知识和社会记忆。语言是分类的基础，人们的分类离不开语言，命名就是分类。

　　语言多不是累赘，更不是威胁。不同的语言根据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历史经验作社会分类和自然分类，形成和发展不同的宇宙观，积累不同的地方知识，培育不同的生活经验和生态智慧。各民族通过语言交往、交流、交融，学习多彩的地方知识，丰富生活经验，增长生态智慧，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扩展共识，对未来充满希望。

　　云南盈江卡场景颇族生活在一个寒、温、热三种气候类型并存的立体气候环境中，这里适合种植多种经济作物。卡场景颇族到20世纪80年代还保持刀耕火种的生计方式，有一套土地的命名分类系统：“土地”分“万年桩”和“百宝地”两大类，“百宝地”又分为“格田戛”“格西格田”“依松戛”三种［27］。

　　稻米（陆稻）是卡场景颇族的主食，杂粮以玉米和荞为主。可以在陆稻和玉米地间种和套种多种作物，有禾本科的龙爪稷、薏苡、粟、高粱，有蝶形花科的黄豆、饭豆、四季豆，有茄科的茄子、辣椒，有葫芦科的南瓜、葫芦、苦瓜，有十字花科的青菜、萝卜、白菜，有天南星科的芋头，有菊科的向日葵，有姜科的姜，有百合科的葱、韭菜、藠头，有唇形科的苏子、薄荷，有芸香科的打棒香。景颇族的土地分类系统是有效利用土地、保持多样性作物种植、减少饥荒风险的传统生态知识［29］。

　　清朝自太祖朝始就重视“语通”，支持和推动汉籍翻译，将《辽史》《金史》《元史》等翻译成满文和蒙古文。清太宗令大学士希福任总裁，负责组织满文和蒙古文的译写，“于崇德元年至四年间（1636—1639）完成满文译稿，四年至五年间（1639—1640）完成蒙古文译稿”，“满文形成稿本、写本、精写本、刻本，蒙古文形成稿本、写本及后世诸手抄本”［30］。汉文儒家典籍也有满文和蒙古文的译本，通行的做法是先把汉文译成满文，再把满文译成蒙古文，“甚至出现汉、满、蒙古三体合璧文本”［31］。康熙四十七年（1708）成书的《御制清文鉴》收录了一万两千余条词目，后来在此基础上陆续编纂了《御制满洲蒙古合璧清文鉴》《御制满蒙文鉴》《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御制四体清文鉴》《御制五体清文鉴》［32］。编纂四体清文鉴和五体清文鉴是为专修满文《大藏经》服务的，乾隆三十七年（1772）设清字经馆，由章嘉国师负责，根据“天竺番字”原文准确纂修《大藏经》。根据清字经馆的档案考证，乾隆四十二年四体清文鉴和五体清文鉴已经在编纂之中，“而五体是在四体编写中奉旨增加维吾尔文及其满文注音，并在原藏文下添注两种注音而成”，“五体早于四体成书之年”［33］。这种多体文鉴起到“语通“的作用，有利于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古代蒙古人以“日出至日落之地”来“看待和认识自身政权及其周围世界”，16世纪后半叶又出现了“五色四藩”的说法，指“元朝时期的蒙古大一统国家”［34］。元朝时期的蒙古人以Kitad（“乞塔剔”，最初指淮河以北原属于金朝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等）或Nanggiyas（Nanggiyad）①指称汉人和汉地。清初崇德年间《元史》蒙古文译本首次出现Dumdadu ulus的国名，直译为“中央之国”，后来成为“中国”的固定译名，也是中国境内蒙古族沿用的祖国名称［35］。根据乌兰巴根的研究，康熙年间的《尼布楚条约》（1689）和雍正年间的《恰克图条约》（1727）里都有Dulimbai gurun这个词，对应汉文中的“中国”，其中《恰克图条约》的蒙古文文本用 Dumdadu ulus 对译 Dulimbai gurun，蒙古文里的 Dumdadu ulus 是从满文 Dulimbai gurun 翻译过来的②。满语和蒙古语对“中国”的表达具有“专名认同”的意义，为今天多民族认同“中国”提供了重要的语源学根据。

　　民族互联，交往交流，互动互学，取长补短，重叠共识。中国各民族有各自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从本土生出，和合发展，对外交流，创新变通，产生认同。相邻民族有语言文化过渡带，彼此交融，非甲非乙，亦甲亦乙，难分甲乙。例如新疆的蒙古族很多人兼通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有许多锡伯族也兼通汉语、哈萨克语和维吾尔语，年纪大一些的人还懂满文。云南通海县的蒙古族虽然不说蒙古语，说卡佐语和汉语，但他们与蒙古族主体保持着认同，就像生活在甘肃和青海一带的“汉回”“蒙回”“藏回”，各个不同的人群总会有某种“区别性特征”互相关联，彼此之间得以环环相扣，重叠互联。各民族在饮食、服饰、住居等等方面互相关联，南北互通，东西相连，形成民族互联体［36］。

　　少数民族和汉语方言区的人群需要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只有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才能更好、更有效地参与全国范围的社会管理、民主监督、经济活动、法制建设等等。在全国范围内，掌握多数人使用的国家通用语言是“语通”的关键。国家通用语言具有跨语言交流的功能，是中央政府制定大政方针和各类政策法规的标准语言，也是各类教育部门、大中小学校和科研机构使用的标准语言，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汉族和少数民族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不仅有利于民心相通，有利于感情交融，也有利于民族团结、共同进步、共同繁荣发展。

　　四、文通

　　根据历史学和考古学提供的证据，中国这块土地自古就是多民族共生的地方。苏秉琦提出区系类型说，证明中国文明“满天星斗”起源的“多元一体模式”，指出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机制，提出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研究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三部曲和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原生型”“次生型”和“续生型”三类型说［37］。

　　在中国古文化大系内部，可分为六个大的文化区：一、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区；二、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区；三、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区；四、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区；五、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区；六、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区［38］。

　　纵观历史长河，中国各民族的文化有差异，也有共性，差异互补，重叠交融。中国各民族的文化自古形成了交融共生体，互联、互补、互惠，交相辉映。中华文明主要由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山地文明组成②，此外还可以有绿洲文明、渔猎文明等其他组成部分［39］。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农耕文明地带，有发达的农业经济，有从农业生产中衍生，也反作用于农业经济的农业文化，形成影响深远、辐射四方的“汉字圈”。时代发展推动农耕文明向游牧文明、山地文明延展，三大文明交错，相互关联，在核心区的结合部形成多种“过渡地带”④［40］。游牧文明是东亚北部草原文明的组成部分，以游牧经济和游牧文化为基础，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与元朝时期草原文明向外部世界的扩展、融合、消解有关，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结合起来，成为形塑广大中国版图的主要力量。山地文明分布的范围因地理环境复杂而有犬牙交错的特点，山地经济和山地文化在类型上同样复杂多样，山地文明与农耕文明在接合部发生交融，演变成为农耕文明的新增部分。山地经济大多能够自给自足，虽然发展缓慢，但后发优势比较明显，也具有介乎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之间的特点。可以说，山地文明的过渡性和中介性，很容易推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往、交流、交融，山地文明不愧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黏合剂。

　　中华文明在融合诸多文明的基础上形成，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对中华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之集大成”。代表农耕文明的汉文化对于中华民族文明共同体的培育、形塑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贡献突出；满族和蒙古族建立的元清两朝也有巨大贡献；其他南北方民族，无论大小，都为中华民族的凝聚成形作出了贡献。吕振羽指出，汉族是全世界第一大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主要部分，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主要创造者是汉族，“但同样不容否认，中国境内其他兄弟民族，对过去中国文化的创造也都直接或多或少有其不朽的贡献”［41］。在中国多民族统一的历史进程中，秦汉以后有过魏、蜀、吴的割据，有过五胡十六国之乱和南北朝的分立，有过辽、夏、金与宋的对峙，“但每经历一次曲折，统一的规模就更为盛大，元比隋唐还要恢廓”［42］。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立元朝，以今日的北京为大都。忽必烈重汉臣，用汉法，借鉴前朝的各项政治制度，发挥包容性和扩展性的优势，作出独特的历史贡献。

　　蒙元的武力是显赫的，它使用武力的破坏性也是很显然的。另一方面，在农业、手工业和文化的发展上，也都有显著的成就。物质和文化的交流也空前高涨［43］。

　　清朝在文治武功方面多有建树，为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为中国鼎盛，为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大业，均作出了重要贡献。清朝政府出于治理需要，提出“满汉一家”的口号，尊儒祭孔，给崇祯发丧，保留汉人的文化传统，开科取士，定孔子为文圣人，关羽为武圣人。同时，清朝皇帝还自称蒙、藏、回诸族的精神领袖，争取少数民族的人心。满蒙结盟通婚，在政治军事上相互支持。清政府改革西藏的政教体制，创立金瓶掣签制度，设立驻藏大臣，加强中央和西藏的联系；在广西、云南等少数民族比较多的地方实行改土归流政策，设官府加以管理。张立文研究中国哲学理论思维形态，创和合学［44］，旨在打破“中西之辩”。他认为中西之分有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包含一个政治预设：“一种文化优于另一种文化，优势文化应当奴役、统摄并同化劣势文化。”［45］从和合学的人学角度和人文立场来考察，文化是标志人类生存样式、意义规范和可能发展方向及道路的整体性范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到的文化形态（类型），都有与全人类息息相关的人文精神。各民族的文化类型及其人文精神虽千差万别，但却是彼此平等的，都是人类文化和合体中的有机元素、因素［46］。

　　这个用来和合中西的观点完全适用于观察中国各民族的文化，而且还直接呼应了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文化平等观：人们不得不等到本世纪中叶才看到两条长期分离的道路的相互会合：一条通过通信活动迂回到物理世界；而另一条……则通过物理学迂回到通信世界。……因而，如果我们承认，最现代化的科学精神会通过野性的思维本来能够独自预见到的两种思维方式的交汇，有助于使野性思维的原则合法化并恢复其权利，那么，我们仍然是忠实于野性思维的启迪的［47］。其实，凡事绝无极端，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是省力的认知办法，只能暴露人类的局限，不能代表万物的实存。万物万象交融关联，对它们的任何分类都属于“权宜之计”，分类不存在必然性。不仅如此，每一种分类都有局限性，都建立在不同程度的任意性上。夸张的任意性会用黑白分明的办法区分事物，在认知中把事物之间的关系变成对立关系，非甲即乙，绝不容忍亦甲亦乙。虽然各种分类系统背后的民族文化也包含任意性成分，但这种任意性只是物感物觉—事物相指—象征意义连续体的一部分，不会独立存在［48］。从感官物觉到精神抽象，从模仿到推理，从感情到理性，符合中国形气神对转的道家思想，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限，抱阴负阳，冲气以为和。三数辩证统一，致中和，求中庸。各民族的文化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只存在互容文通的和合关系，心通、情通、语通、文通，物物通，事事通。

　　五、政通

　　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经验，都越来越显示出自治模式和自治制度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使越来越多的多民族国家力求通过各具特色的“自治”，来应付国内的民族问题［49］。

　　进入21世纪，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此消彼长，充分显示出根深蒂固、挥之不去的特点。民族不分大小，都有走极端民族主义道路的可能，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庸之道”，民族自治可以起到不可替代的和合作用。印度尼西亚的亚齐民族曾经开展分土裂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威胁到国家统一，经过积极的政治协商，于 2006年成功地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菲律宾自1989年开始在部分穆斯林聚居地成功地建立了穆斯林自治区。“从总体上来说，实行区域自治已经成为菲律宾解决南部民族问题的行之有效的途径，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50］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特点。中国共产党本着照顾历史、承认现状、面向未来的精神，本着各民族平等、团结、进步、和谐的总方针，把大小民族一律称为“民族”，没有像苏联那样，把人们共同体分成“民族”“部族”“氏族”“部落”［51］。中国有以长期统一为主流的历史，各民族之间有“相依互补的经济文化联系”，有“近代以来各民族在抵御外来侵略和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休戚与共的关系”，这三条纽带使我国各民族凝聚成为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52］。

　　“政通人和”是中国人的一句老话，是历史经验的浓缩。处理好民族事务，解决好民族问题，政治道路、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是关键。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重视民族问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把解决民族问题与解决社会总问题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为核心的民族理论政策框架”［5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根据中国国情和历史传统决定建立单一制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54年颁布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规定了有关民族事务的任务和政策。《共同纲领》和宪法明确规定各民族平等，禁止民族歧视和压迫，保障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自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民族事务，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发展，同时也强调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和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和不断完善”，不容动摇，不容削弱［54］。迄今为止，我国有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1000多个民族乡。中国共产党选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代表了新中国的国家意志，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我国的民族事务和民族关系需要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保障，有了这样的保障，“才有可能更好地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55］。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有人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要搞了，民族自治区可以同其他省市实行一样的体制。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我再次明确说一遍，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种说法可以休矣。民族区域自治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源头，我们的民族政策都是由此而来、依此而存。这个源头变了，根基就动摇了，在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关系等问题上就会产生多米诺效应［56］。中国迈进了新时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确保“政通族和”的重中之重。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政治保障。（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