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湖湘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其中湖湘学术可以说是湖湘文化各个历史发展时期时代精神的精华，充分体现了湖湘文化的本质特征，是历史流传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值得认真清理总结和深入研究。最近出版的《湖湘学案》（陈代湘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版，全3册，160余万字）即是对湖湘学术本质的提炼和概括。

　　《湖湘学案》一书采用“学案”的形式对湖湘学术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收录了从先秦到1949年期间对湖湘地区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有较高学术地位的人物120人。收录标准既有“湘人之学”，也有“湘中之学”，既包括湖南本土出生的人物，也包括那些并非出生于湖南，但其学术却是在湖南地区创立，或者对湖南地区的思想文化和社会风俗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

　　《湖湘学案》全书展现出作为地域文化的湖湘学术文化，与中华文化各发展阶段的时代思潮及所体现的民族精神的互联互动。

　　一、爱国主义，勇于献身。屈原是中国爱国主义精神的化身，其爱国思想和情感在中华大地，尤其是湖湘地区影响深远，成为湖湘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千百年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受其影响，张栻主教岳麓书院，积极宣传抗金爱国思想，形成了一个爱国主义湖湘学派团体。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在抗金斗争中都有过突出表现，其中以李壁、吴猎、赵方最为突出。其后，宋末岳麓诸生数百人与抗元将士一起“乘城共守”，不幸城被攻破，大批学生战死，表现出英勇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从湖湘历史发展看，无论是宋末岳麓诸生抗元，还是王夫之抗清、谭嗣同英勇献身、黄兴从事辛亥革命、毛泽东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都继承和发扬了湖湘文化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且，爱国主义从来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需要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有时甚至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在三湘儿女中有突出表现，为全国人民树立了不朽楷模。

　　二、经世致用，躬行践履。早在战国时，屈原任“左徒”，便提出变法改革，开湘学经世致用，躬行践履之风。至宋代，张栻提出经世致用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实”的实学思想，重躬行践履，留心经济之学，主张知行互发，把知付诸行。求实求知，重实事实功，体现了湖湘学的特色。清近代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曾国藩等同为当时湖湘学经世致用思想的代表人物，均主张经邦济世，讲求实用。曾国藩提出“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将经世之学融入义理之中，强调见诸事功，突出理学的经世功能，成为晚清经世思想的集大成者。

　　三、重视经学，贯通文史。湘学有重经学的传统，并将治经学贯穿于文史哲之中，勇于创新，由此发展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胡安国精研《春秋》，著《春秋传》，后被定为科举考试的范本，产生了深远影响。湖湘学派代表人物张栻著《南轩易说》《论语解》《孟子说》等，以义理解经，提出新见，促进了理学的发展。王夫之博览群书，于“四书”及诸经各有稗疏，又著《四书笺解》等，自得于心，阐述自己的学术思想。近代著名经学家王闿运虽偏向于今文学，主张通经致用，而与正统今文学家有所不同；然其学亦自成一家，并通过廖平等弟子影响甚大。可名之曰近代湖南古今兼采派，而与传统古今兼采派相区别。湖南经学发达，人物众多。王先谦著有《尚书孔传参正》《三家诗义集疏》等。其治《尚书》兼疏今古文，辨析较详；其治《诗》基于今文学立场尊宋、抑古，以汉学入《诗》学。皮锡瑞著《经学历史》，将经学流变之前因后果一一标举，虽引发种种争论，然正因为有争论，才显示其价值，而不至于汗漫无归。叶德辉受乾嘉汉学学风的影响，倾慕汉代许慎。在认定西学有助于时务的同时，亦对康有为、梁启超借公羊学以自张其目的做法暗生不满。王先谦门人苏舆编《翼教丛编》，大量采入王先谦、朱一新、叶德辉等人反对新政、新学的材料，成为卫道之作。以上显示出湘学之经学的多姿多彩、丰富多样性，为中国历代经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