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作为古老的文体之一，在古典中国渊然而深，如同小说之名与实的演变一般，由杂体文章之一种，逐渐被历代文人灌注入趣味、辨识、人格襟抱，走向独立的文学之蕊。两宋之间，随笔体笔记兴盛，待至明清，笔记体小说蔚然成风，蒲留仙之《聊斋志异》 ，终达黄钟大吕。

　　新时期文学伊始，古老的笔记体小说重新焕发生机。汪曾祺、林斤澜、贾平凹、李庆西等，皆是其中的名家好手。他们调动了多种叙事手法，精心钩沉市井民俗的百态生活，使得这一文体更加趣味化和文人化，由此衍生出“新笔记小说”的理论命题。文学落潮经济成为显学以来，笔记小说受到冲击，渐呈式微的迹象。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笔记小说渐渐靠拢小小说的阵地，其亦幻亦真的手法，奇人异事的挖掘途径，为一些小小说作家所钟情。与此同时，笔记体小说也由全国性的症候转向地方，部分小小说作者利用自身野史逸事的积累，不自觉地跨入笔记体小说创作的方阵之中，如此成为地方性文学格局中重要的补充。

　　毋庸讳言，中原堪称笔记小说的重镇。河南自身即为小小说写作的大省，这里有《百花园》 《小小说选刊》等重要阵地，有杨晓敏这般专事小小说也包括笔记小说理论创建的评论家。就创作层面而言，近20年来，这里走出两位笔记体小说的代表人物，一为《陈州笔记》的作者孙方友，一为《宋朝故事》的作者张晓林。两位作家之所以站立枝头，概在于系列写作的坚持和守恒方面，当然，语言的老辣和叙述的别致也是其中显明的要素。不过，两者所取风格路数不同，孙方友的陈州系列，以故乡淮阳这一中原腹地为文学地理学的标记，选取各类市井或底层人物，向文本中注入百年中国风云变幻之节律，故而兼具了民俗学和社会学的意义。再加上其本人如同高尔基般丰富以致传奇的人生履历，使得其能够运笔如风，人物故事的勾勒生动传神，乃十足的接地气的作品，也因此，“笔记体小小说之王”的美誉非空穴来风。

　　现居于汴梁古城的张晓林则对北宋时期的士林生活方式、精神生态情有独钟。目前来看，其已经结集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他的家乡圉镇为背景的系列作品，和古称“雍丘”现称杞县为背景的系列作品，铺展了官员、捕快、盗贼、奇人、女子等众生相。圉镇现为杞县于镇，地方虽不大，却名人辈出，为董宣、蔡邕、蔡文姬、江统和李可大等人的原籍所在。圉镇和雍丘系列展开的是世情百态的描摹，极强的故事性后面，是作者对世相、对社会底层文化习性的体察。比如《红薯泥》一篇（红薯泥为豫菜中一道极具杞县地方风味的名菜） ，手艺人老胡有一手做红薯泥的绝活，不愿违背内心信念为一个大人物献艺，付出了十指被剁掉的惨烈代价。其徒弟新根娶了婆姨之后，耐不住劝说，将老胡死前的嘱托抛之云外，成为唯利是图之人。两相对比，老胡的气节操守如奇崛的松树，孤悬于峭壁间。笔者注意到在处理这一类故事之际，张晓林并没有让其笔下的奇人奇事走向奇幻，而是向内掘进，发掘众生相中的操守、名节、忠义、信与耻等文化根系，这些可贵的德行虽然尘烟覆盖，一旦拨开，其光芒卒不可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