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21世纪的今天来看，“山药蛋派”文学依然闪耀着来自乡土中国大地的泥土气息，塑造的人物形象经历了岁月洗礼而依然异常鲜活可爱，对中国民间文艺形式的创造性运用之于新世纪中国文学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

　　“山药蛋派”的形成首先是来自三晋大地的民间艺术滋养。 非常有意味的是，“山药蛋派”作家群的形成，截然不同于以往的一些文学流派，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等有着鲜明的社团宣言、组织方式和创办发表园地的自有刊物。“山药蛋派”没有统一的宣言、机构和刊物，是自然而然逐渐形成的，是被后来研究者归纳、提炼出来并得到了广泛认同的、审美艺术风格特色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文学社团流派。既然没有人组织，也没有人倡导，何以形成一种“山药蛋派”文学流派呢？深深探究，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极为重要的共同性因素，那就是他们都是三晋大地的儿女，从小都是在三晋大地农村长大的，得到了来自乡土民间文艺滋养的“农民作家”(20世纪40年代赵树理就因为创作成绩和审美特色极为突出，被誉为“农民作家”)。作为“山药蛋派”领军人物的赵树理，出生于山西省沁水县的农村，从下就喜欢各种民间文艺。赵树理就跟从村里民间艺术高手组成的“八音会”，听各种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赵树理的父亲就是一个说书能手，不仅能够阅读“三侠五义”等民间侠义小说，而且能说给乡民。所以，赵树理对民间说书人的说唱艺术及其结构布局、叙述方式了然于胸，幼小的心灵受到来自三晋大地民间艺术的深厚熏陶和滋养。这为他后来的文学立场、文学理念和“为农民写作”文学观的形成有着极为深刻的渊源关系。马烽是“山药蛋派”作家群中创作作品较多、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家。与赵树理一样，马烽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一个贫农家庭，7岁移居汾阳县。从七八岁开始，马烽就参加农村的田间劳动，熟悉农民的日常生活、民风民俗、方言口语和各种农业劳作。这为马烽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终生受益的生命底色和精神根脉。西戎、束为、孙谦和胡正都是曾生活和工作在晋西北大地上的作家。三晋大地的民间文艺传统滋养了作家的艺术魂魄，赋予他们不竭的乡土之情和艺术生命活力。这从赵树理小说中的说书人叙述口吻、评书体结构布局和各种民间文艺形式的自由运用可以得到清晰的见证。事实上，“山药蛋派”作家中不仅赵树理在作品中采用快板、打油诗、民谚等民间文艺形式， 而且马烽、西戎、束为等人同样使用快板、俗语、 地方戏曲、民歌等民间文艺形式，如马烽的《饲养员赵大叔》、西戎和束为的《王德锁减租》、胡正的《民兵夏收》等。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三晋大地的自然地理空间在20世纪所发生的波澜起伏的社会革命变革及其大地上的乡民心灵震荡与情感涟漪是“山药蛋派”作家一生创作的叙事中心和永不枯竭的情感动力源。

　　火热的农民土地革命不仅点燃了“山药蛋派”的创作激情，而且也为这种来自大地的土生土长的“山药蛋文学”提供了成长的精神土壤。1943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太行山区迅速传播。赵树理不仅从《讲话》中找到了文学知音，而且从中找到了具有正本清源性的美学理念、创作准则和新的文学发展道路。土生土长的“山药蛋派文学”第一次具有了“合法”性的文学身份和承续传统中国叙事美学的独特内在性审美价值。从此，“山药蛋派”文学真的可以登入“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大雅之堂了。毫无疑问，伟大的时代呼唤并创作着一种新的基于最广大穷苦人的革大雅之堂命美学，呼唤一批具有乡土中国大地的“泥滋味”和“土气息”和鲜活的、展现社会巨变中农民心灵震颤的新文学。从三晋大地中土生土长的、被民间文艺滋养的、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壮大的“山药蛋派”作家可谓是生逢其时， 被时代需要和塑造，同时也以文学记录和书写着时代的历史。

　　从写作内容来看，“山药蛋派”作家群书写了三晋大地上的社会变迁、革命斗争和心灵嬗变，塑造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农民形象，对在巨大的社会变迁和激烈的土改斗争下三晋农民的心灵战栗进行了细致而精彩的艺术描绘。以往我们对“山药蛋派”文学作品的评价集中于对土改革命中各类农民形象的典型塑造方面，对小二黑、小芹、李有才、 小顺、元孩等坚定的农民革命者形象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也对二诸葛、三仙姑、老秦、苗海其、王万成等老一代落后农民形象给予关注。这在无意之间忽略了“山药蛋派”文学作品的思想深度，对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作品的思想丰富性和深刻性构成了某种无意识的遮蔽。事实上，进一步考量“山药蛋派”作品，我们越过流逝的岁月，拭去历史偏见的尘土，就能发现“山药蛋派”自身的精神生命光芒。即“山药蛋派”建构了类型丰富的农民形象，包括以往被遮蔽的地主形象、变质农民革命者形象、受批评的“中间人物形象”等等。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塑造了冒充的革命先锋者“金旺、兴旺”兄弟，在《李有才板话》中塑造了村霸阎恒元形象；束为在《红契》中塑造了“笑面虎”地主形象，在《老婆嘴退租》中塑造了狡猾的地主“老婆嘴”等形象。这其中尤以阎恒元和“笑面虎”形象生动鲜明。《李有才板话》中的地主阎恒元见风使舵，顺应时代形势变化，通过变相改选和寻找政治代理人，牢牢把握村政权，糊弄土改的章工作员，甚至获得了“模范村”的荣誉。正如小说中的快板所言：“村长阎恒元，一手遮住天。/自从有村长，一当十几年。”特别深刻的是阎恒元利用封建等级思想和安逸享乐的糖衣炮弹，把陈小元从贫农家庭中成长起来的革命领导者渐渐腐化为变质者。无论是地主阎恒元，还是变质的革命者陈小元形象，小说都呈现了赵树理对变动中的乡土中国社会的深刻观察和超越时代的先锋性思想。如何确保政权保持在革命者的手中，如何确保乡土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不腐化变质，这在新世纪的今天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巨大警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