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当年鲁迅先生给二萧所作序言，我们发现鲁迅先生给予了我们一系列关涉文学怎么写和写什么宏旨的重大命题。什么是北方写作？鲁迅先生和“二萧”早已在80年前就做过了一系列的宝贵的探讨。我们唯有继续接力地探讨下去，文学写作的意义方能渐变澄明。

　　长时段地看新时期中国文学，北方写作又是自成文脉和气候的。我想直说，《红高粱》《平凡的世界》《秦腔》，那就是我们时代的“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尤其莫言的书写中国人生存史的长篇小说《蛙》，则是典型的延续了的“生死场”式的风格写作。不是吗？这部《蛙》所向世人描绘的，正是一个20世纪中后期中国人生存的“生死场”。生死场，这在20世纪中国的几代作家间，已经成为了一个太富于象征意义的现代写作传统了。“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和对于死的挣扎”，从此就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今天我们在鲁迅先生的两篇序言的意义上来温故知新，相信会有极大的理解与阐释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就是要求文艺立人民之心，为人民立心。由此我们想到鲁迅先生那个极富时代印记的“奴隶的心”的提法。人民，就是鲁迅念兹在兹的为了自由生存而奋斗不息的“奴隶”们。我们今天的文学，写了多少乔家大院里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奴才的心”，又有多少“忧愤深广”的真正的“奴隶的心”？书写“奴隶的心”的作品，鲁迅由自己资助并作序出版，并亲自命名为“奴隶丛书”，萧军、萧红的长篇小说，还有叶紫的《丰收》，都纳入在内。“奴隶”，于是成为一个向底层人民表达敬意的一个尊称，进而也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反讽，且糅进了一丝儿真正的“尊严”掺杂在“奴隶”一词的语义里面。奴隶者有奴隶者的尊严。给奴隶者以尊严，这是现代中国的志向。今年，在纪念抗日战争80周年之际，一个被发现的史实就是，我们的国歌最初始的歌词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将士悲壮书写的，后来才被田汉修改而成的，歌词开始的一句是：“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成为后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原型。从抗日义勇军、鲁迅、国歌到“奴隶们”这个颇有点“尊严”感的称呼，我们从中可以见出东北乃至北方对现代中国的建构作用于一般，看到一条粗壮勃发的向自由奔跑的文脉，串联起一颗颗渴望饱满的“奴隶的心”，“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