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短信文学和微博文学，微信对文学的外延和本体的渗透都要有力也深入得多，其影响也更广泛。具体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讨论：

　　其一，微信进一步促成短文学的流行，且更有助于短文学文体深度的建构。

　　微信文学不止是指那些直接用微信创作和分享的段子式的文本，更重要的是在其所参与塑造的传媒语境中，微信诱发出的文学形态和观念的某种质变，短文学和超短文学的流行即与此相关。

　　美国艺术理论家曼诺维奇提出过一个“微媒体”的概念，他认为在移动互联的时代，以手机等便携微媒体为依托的数码艺术会呈现出“微艺术”的特质，导致巨量“微内容”的产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受众信息接收的惯性，并培育和塑造出与微媒体传播属性匹配的新审美观念。“微艺术”在文学上的对应即是短文学的相对流行。微信之前，短信和微博都为短文学做了媒体形式上的预热，并且颇制造出了几个热点的话题，比如2004年9月，千夫长以4200字的短信小说《城外》获得18万元的版权收入，一字千金，引起社会热议，不过，这也是短信文学不多的高光时刻，它和微博文学都在短暂炫目之后成为新媒体文学扩张版图简单的注脚。它们一时新鲜而不能持久的原由当然首在其媒体功能的式微，尤其是曾经风头占尽的短信，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字数精短由特色变为噱头后造成的审美同质化。一则短信70字和一条微博最多140字的限制，使得依附其上的文学创作都必须在“微”和“短”字上用力，借助对汉语句式的灵活和词汇应变的能力，短中求险，微中求奇，高妙者或许有“微尘中显大千，刹那间见终古”的功力，平庸者为短而短，便不免成为无深度的文字书写游戏。

　　微信本身也适合传播“微内容”，不过它并无字数的限制，这使得借助其创作和分享的写作者可以在字数之外有更多更深入的关于文体意识的思考。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近两年来，致力于超短篇写作的作家越来越多。超短篇当然不是被新媒介新塑造的文体，但确实可以被其所助推。首先，超短篇篇幅短小，但并不一定如微博和短信那般有刻板的字数要求，一两千字，几十字不拘，正好匹配微信微内容传送的篇幅特点；此外，超短篇的写作与微信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精神属性的匹配。比如蒋一谈的文学实践，包括近来他备受关注的所谓受“截拳道”启发而写作的短句集《截句》和超短小说集《庐山隐士》，既有受莉迪亚·戴维斯等西方作家启发的成分，也与移动互联时代人类置身的媒介环境密切相关。在我个人看来，这些作家使用“超短篇”而不是沿用过去微型小说、小小说等常态的概念，不只是求新那么简单，微型小说或小小说，包括前述千夫长等的短信小说其实都隐含着一个相对闭合的叙事逻辑，巧合、包袱这些故事化的情节依然构成骨架。但是超短篇不一样，我在阅读这些作品时常会想起阿帕杜莱的一句话，他认为当今世界有一个“精神分裂”式的核心问题，即“一方面召唤出理论去解说无根、异化及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心理疏离，一方面营造着电子媒介下亲密感的幻想(或噩梦)”，微信的展示往往基于一种自况性的分享，它其实构成了阿帕杜莱判断的一个表征，而超短篇小说以符合其传播特性的方式对这个表征做出了自己的观照。

　　在这个意义上说，微媒体的写作确乎是“破碎”的，对这种碎片化，我们除了站在传统立场上的不习惯和震惊体验之外，我想，更重要的是要重视这种媒介经验与我们今天这个全球化数字化时代的社会在精神和文化层面的那种有机的共振关系。后现代主义大师巴塞尔姆说过，碎片是他信任的“惟一形式”，当“碎片形式”又嵌入到碎片的传播介质中，会产生怎样的化合反应呢？钱理群先生在谈及鲁迅杂文时有一个大胆的观点，他认为，鲁迅当年的杂文“就是今天的网络文学”，他那些被现代传媒所培育和塑造的杂文，“自由地出入于现代中国的各种领域，最迅速地吸纳瞬息万变的时代信息；然后作出政治的、社会历史的、伦理道德的以及审美的评价与判断，作出自己的回应”——对于微信文学，我们也不妨借鉴这样的观照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