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学界习惯于以“90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来界定与区分，这种界定简明扼要，但局限性也很明显。首先，这种界定起源于文学评论界对文学创作按年代所作出的粗略概括，并不具备深厚的学理基础，也不是对定型的文学历史时期的归纳与总结，因此不是严谨的文学史概念。其次，从客观历史事实看，“90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虽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共名”状态存在着巨大差异，但这两个阶段内部却具有明显的历史连贯性，并未出现可划分为不同时期的显著标志，“90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的概念却使其构成了人为的巨大“断裂”。所以，在新型文学格局已基本确定、文学面貌已较为全面展开之际，重新理解和阐释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10年间的中国文学就显得很有必要。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10年间的中国文学，处于以社会与文化转型为基础的、向新型文学生态与审美格局演变的过程中。如果从文学发展与时代文化整体格局关系的角度，将20世纪90年代“新时期文学”转型的状态和21世纪前10年新型文学面貌与审美格局逐渐形成的阶段作为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历史进程来考察，并以“跨世纪文学”的概念来统驭和界定，或许能更准确而深入地揭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价值内涵、审美文化特性及其历史文化意义。

　　复合共生的创作态势

　　以文化转型为基础解读“跨世纪文学”，需要我们从审美文化的高度出发，建构一种将文学发展与文化思潮结合起来，将作家、作品和读者融为一体的学术思路。文学创作的文化底蕴、主体精神、审美价值和接受效应，则是这种学术思路中不可忽略的关节点。

　　从文化底蕴的角度看，“跨世纪文学”最值得关注的当属历史文学的异军突起和持续兴盛。20世纪中国的历史文学并不发达，直到80年代前期才出现第一次长篇历史小说热。“跨世纪文学”时期，历史题材创作形成了以“盛世情结”为核心的世纪性创作高潮。凌力的“百年辉煌”系列、唐浩明的“晚清三部曲”、二月河的“落霞系列”都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同时，各类标榜“正说”或“戏说”、艺术质量良莠不齐的历史题材影视剧也层出不穷，扩大了历史文学的社会文化影响。历史文学通过对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的深广发掘和写实性再现，在当代文坛成功地建构起了一种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话语，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当代文学的文化格局。

　　从作家队伍及主体精神建构的角度看，“跨世纪文学”最为重要的现象应为知青作家群的精神分化。知青作家作为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群体，在20世纪80年代展现出群体性的精神人格风貌之后，就迅速地在思想和精神上“各奔前程”。于是在“跨世纪文学”时期，具有“知青”身份的单个作家，如王安忆及其《长恨歌》、韩少功及其《马桥词典》、史铁生及其《我与地坛》和《务虚笔记》等，均显示和代表着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实力与水准；不同的知青作家之间精神风貌千差万别、迥然不同，而且均具影响时代文学与文化格局的代表性意义。

　　从审美价值和思想文化影响的角度看，“百年反思小说”构成了足以与中国新文学史上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相抗衡的优秀作品群。其中，虽有王安忆的《长恨歌》、成一的《白银谷》、周大新的《第二十幕》等城市、工商题材的厚重之作，更多的却是立足中华大地的“乡土世界”来展开的，从90年代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到新世纪刘醒龙的《圣天门口》、莫言的《生死疲劳》等，都是立意高远、底蕴深厚的经典之作。

　　“跨世纪文学”中的“官场小说”，具有偏颇的一面，同时也最具图书市场效应，其批判性立场在一定程度上与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晚清“谴责小说”精神相通。一些“官场小说”标榜批判性的社会文化立场，却暗含着以娱乐和消遣为首要职能的审美诉求。这类创作的社会接受效应、文化生态表征意义和审美文化渊源的复杂性，在“跨世纪文学”中也有不可替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