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在我国20世纪的历史上，曾经起到过重要的社会传播作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报告文学是星火燎原：“一切的文艺刊物都以最大的地位(十分之七八)发表报告文学；读者以最大的热忱期待着每一篇新的报告文学的刊布；既成的作家(不论小说家或诗人或散文家或评论家)，十分之八九都写过几篇报告。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报告文学就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了！”(以群语)上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已蔚为大国：“由于我国报告文学作家的共同努力，近几年来，报告文学这一生动活泼的文学品种，已经由附庸蔚为大国”(张光年语)。进入90年代以来，报告文学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创作势头，专门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人很多。现在保守估计，全国每年出版的报告文学至少超过2000部，从数量上看，创作繁荣形势大好。但从阅读影响看，报告文学却不如八九十年代。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文化传播悖论。

　　这个悖论最大的缘由，是大量报告文学都是“要约写作”。所谓要约写作，就是作者是应某人或某部门的“约定”去创作，创作主题也是对方早已确定好了的。创作完成以后，约请者不但支付全部或部分采写费用，而且另外支付相当可观的稿酬，有的被采写对象甚至把作者邀请到自己的城市，包吃包住包安排采访过程，包出版作品，包开研讨会推广。作者之所以愿意沦为“写手”，是因为报告文学的创作与其他文体相比，作者必须尽可能地亲临现场，深入事实，创作成本高、难度大。

　　“要约写作”是一种忽视或背离了现代叙事逻辑的“摆拍式”创作。纪实性叙事中，解释社群眼中的隐含作者就是执行作者，因为无论是纪实还是拟纪实，叙事者与执行作者两个人都没有距离，两者人格完全合一。这就提供了一种“叙事可靠性”，读者在阅读文本时，自然就使用“还原”式二次叙事，对文本内容的不可信无法妥协，从而放弃文本阅读。

　　从2010年2期起，《人民文学》杂志开辟专栏，亮出“非虚构”的旗帜，每期发表一两篇非虚构作品。尔后又召开了“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研讨会，提出实施“行动者”写作计划，设立基金，资助写作计划，召唤作家走进生活，开辟一条融入和记录生活的途径，避免题材、情感、思想、语言资源的贫乏与枯竭。由此形成了一股“非虚构文学创作潮”，一批佳作先后面世，丁燕的《低天空：珠三角女工的痛与爱》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作品真实地再现了东莞女工的工作状态——数百万从乡村奔赴而来的女孩，在东莞这个中国最大的制造业基地，被固定在流水线旁，以每周6天每天11个小时的工作时长重复着机械的劳动。作品同时记录下了这些工厂女孩青春、爱情与梦想的萌蘖与破灭，她们行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城市居高临下地排斥她们，而乡村又无法妥贴安放她们被城市浸润过的心灵。

　　《低天空：珠三角女工的痛与爱》最大的成功，是田野观察的细致深入。2011年，作者丁燕化装为高中文化的女工，先后在两家电子厂、一家音像制品注塑厂打工，亲身经历了最真实的工厂生活。200多天里，丁燕经历了最初的身体无法忍受的疼痛与疲惫，终于将自己熬成了一个合格的东莞女工。丁燕的体验是如此深刻，她只需“尽量客观地呈现事实，而不要用预先形成的个人判断来简化生活”，就将在流水线上“一百次地重复，一万次地重复，一万次乘以一万次地重复”的机械性的专注动作给工人带来的绝望与希望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品除了在纪实性方面值得称道之外，叙事的生动明媚也令人击节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