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倡导文艺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前不久，我去河北兴隆安子岭乡上庄村参加一个诗歌活动。我惊喜地看到，偏远的山沟里，出现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诗上庄”。通往上庄村的山路两侧，竖立着一块块取之于当地的石头，石头的立面上，镌刻着一首首古今中外优秀的诗作，进村出村进山出山的人们，都会从这些石雕的诗歌中穿过。村委会门前的小广场上，百位作家诗人题写的百样“诗上庄”三个字，写满了整整一面墙。沿山沟一直往上，是河北老诗人刘章的旧居，几十年前，他就是从这里走出大山，开始了后来的诗歌创作。简朴的房屋四周青山环绕，房前屋后都是红艳艳的山楂果树、绿油油的玉米地。由诗上庄举办的“刘章诗歌奖”颁奖活动，就是在这个原汁原味的诗人旧居前进行的。上庄及附近山村的村民、中心小学的学生们，都是这个诗歌活动的成员，看上去他们都很兴奋，很有自豪感。也许有人会问，村民们能看懂这些诗歌吗？这些诗歌与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但这个“诗上庄”活动的策划者、承德作家协会主席、诗人刘福君，希望通过这样的文学活动，能够让诗歌来自乡村又回到乡村，在诗歌与村民之间建立一种近距离的关联，让更多的人读诗懂诗爱诗。试想，村民每日上山下山劳作，哪怕抬眼看一句诗，顺路念一行诗，就在无形中吸收了文化也传播了文明。上庄的孩子们每天上学放学，一路看一路背诵，把那些优秀的诗句记下了，他们将和诗歌一起做伴成长，耳濡目染日积月累，其中一些孩子，长大后也会开始写诗。诗人不再神秘，诗歌不再遥远，诗歌成为乡村生活的一个有机体，就像山泉水那样，干干净净点点滴滴地渗入村民之心，提升村民的文化生活品质。这个富有创意的乡村文化建设项目，得到了河北省作家协会、河北省文化厅、河北省广播电视局的鼎力支持，几位领导从石家庄坐了八九个小时的车，提前一天赶到兴隆的深山里，参加第二天的颁奖活动。尽管，诗歌被刻在石头上，并不意味着诗歌的永恒；但是，诗歌通过村民的念诵得到传扬，诗歌就从书本上走近了人民，有了“为人民”的积极意义。

　　我们这一代文学工作者，从青年时代开始学习写作以来，所接受的教育，始终是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紧密相关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尤其进入现代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为人民写作这个话题，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以及更为宽泛的外延。究竟什么是“人民”呢？这个问题曾经长久地困扰过我。在理论上，但凡共和制国家，“人民”的含义包括工农商、军人、知识分子，几乎所有的阶层都属于“人民”的范畴。而在中国古代，“人”和“民”曾经是分离的，“人”是指人的生物属性，是富有七情六欲的生命个体；而“民”则是指社会的底层大众，常与“庶民”“黎民”“臣民”组合使用。而当“人”和“民”组合为“人民”这个语词，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民群众”，它已具有了当代社会的政治属性，正如“公民”这个词语具有法律属性一样。人民是国家和社会构成的主体，人民是历史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人民的欢乐和幸福是时代进步的标志，人民的苦难即意味着历史的倒退。我们这些从事文学创作的人，用文字去描述并表现人民的喜怒哀乐，首先取决于我们能否真切地感受到人民的苦难和欢乐。我们原本就是“人民”这个群体中的一滴水、一粒米、一片叶子，我们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或是在以往的个人经历中，所见所闻所痛所喜的所有一切，都与人民息息相关。人民是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然后通过作家的劳动，通过作家的“自我”这个接收器，使得客观的生活表象，成为文学作品和精神产品，再回归回馈于人民，使更多的“人民群众”成为我们心心相通的读者。我们和人民就是这样一种互相依存、相依为命的关系，而不是一种上下或对立的关系。如果一个作家的精神状态、心理意识、思想感情，没有偏离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诉求，在作品中自始至终坚持社会进步以及人类文明的理想，而不是出于个人物质利益名誉前途的种种考量，以趋利避害之心，去选择写什么怎么写，以获得更大的个人利益——那么，这就应该是一个有人民性、有良心的作家。反之，一个写作者如果对人民的疾苦视而不见、对人民的呼吁麻木不仁，对那些危害侵犯人民利益的错误决策刻意粉饰、对人民的人性弱点缺乏客观清醒自觉的批判意识，这样的写作，很难称得上是真正为人民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