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历史上，由中国西部掀起的文化潮及其文学潮有两次。一次是在20世纪初，随着一批又一批域外探险家在西部的活动，他们的游记、科考报告公之于世，成为世界以稀奇的眼光猎赏中国西部的开始。那些游记与散落在科考报告中的诗意片段，也就成了外国人写出来的“西部文学”。其中，以楼兰古城的发现者斯文·赫定、《在漫长的中国古道上》的作者兰登·华尔纳、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等人的文字最生动翔实，最具美学魅力。加之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引起国人对“中国学术之伤心事”与“敦煌文学”的关注，一时间，域外探奇文本与本土口传文学、变文一起成为“西部描述”的显学。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热力催动下，源于“再造民族精神”的内心吁求与重构文学雄迈品格的地域感召，一批西部作家、诗人在朦胧诗派、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的潮汐车道中掉转马头、独辟蹊径，于生长于斯的广袤西部大地竖起旗帜形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以地域命名的诗歌流派。其中，以昌耀、李老乡、周涛、杨牧、章德溢、林染等人为代表的“新边塞诗派”生命力最强劲、影响最深远。“新边塞诗派”承接历史的边塞美学，强力参与了新时期文学对民族传奇、英雄风格的塑造，被誉为是“惟一的西部诗或最西部的诗”。

　　中国西部的“新边塞诗派”，与美国西部诗歌中的“西北派诗人”（Northwest School）有些相像，两者都以强劲地表现西部自然为己任，所不同的是，美国的“西北派诗人”自形成以来，活动了半个多世纪，持续至今，其主办的《西北诗歌》，其代表人物西奥多·罗赛克、卡罗琳·凯泽、理查德·雨果、加里·斯奈德等人，早已具有世界性影响。另外，在美国西部，每年一度的“全美牛仔诗歌大会”（The National Cowboy Gathering）场面热烈。

　　早在1993年，李震在《中国当代西部诗潮论》一书中，以较为详细的资料披露了当年中国西部诗潮的盛况，包括西部诗潮的几大谱系、诗人阵容以及应运而生的刊物和评论的声音、文艺研讨会等，也分析了西部诗潮自1987年以后迅速滑向低谷的原因。其中外部的原因，有国家经济重心向东南沿海的转移、政治文化生活的变化等；内部的原因，有各种文学新潮的蜂起对西部文学的冲击（以反理性、反文化的“实验诗潮”为甚），有西部诗自身的致命局限，如“诗歌本体观中文化意识的喧宾夺主、主体意识钝化人的放逐、创作与审美中的模式化”。可以说，自此以后，西部诗再也没能在时代大潮中掀起波澜，再也没能以整体流派的形式进入时代文学的话语中心。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部诗在创作上的衰弱，或者西部诗人的无所作为。情况或许正与此相反。大潮之后，金粒在戈壁上发光。大潮之后，诗人们开始“换季”。诗人昌耀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创作的诗，如《紫金冠》《呼喊的河流》《堂·吉诃德军团还在行进》《一十一朵红玫瑰》等，依然有着一贯的水准。昌耀被广大普通读者所熟知，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读昌耀晚期诗作，因为诗歌中出现大量的长句、散句，让读者在感到佶屈聱牙的同时，也领略到诗人如虹的气息。李老乡则是十年如一日隐居闹市、在诗盘上推推敲敲的诗人，他最重要的两部诗集《野诗》和获得鲁奖的《野诗全集》，分别出版于1997年、2003年，诗集《被鹰追踪的人》出版于2013年，里面不断有佳作收录，烟熏火燎，酒味浸润，越写越有起色。昌耀和李老乡这两位诗人可以说是最能代表西部品格的两块“老石头”。除此，还有周涛的硬气写作，沈苇的“根与翅混合”。就甘肃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却是甘肃诗歌的黄金年代。年龄稍长的阳飏、人邻，“60后”的娜夜、牛庆国、高凯、第广龙、阿信等；“70后”的马萧萧、郭晓琦、扎西才让、李满强等，以及“80后”的李王强、王小忠、苏明、段若兮、赵文敏等，“90后”的庄苓、李川、冯树贤、西克、诺杨、鬼鱼、拾谷雨等。甘肃写诗的人数之众多，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众多，至少在西部省份是独占鳌头的，甘肃因此被外界称为“诗歌大省”、“中国诗歌的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