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话一词来自日文，原义是“儿童的故事”。1909年，孙毓修创办《童话》杂志，不分神话传说、小说寓言、历史故事还是科学故事，凡拿来对儿童讲的，便称为童话。《童话》杂志发行15年间共出版作品105种，在同时代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20世纪20年代，赵景深与周作人、张梓生就童话概念展开讨论，最终将童话纳入民族复兴与个性解放的民间话语体系中来。周作人采用文化人类学者爱德华·泰勒、安德鲁·朗格、哈特兰德等人的学说，以民俗学立论童话，将童话定义为“原始人的文学”，强调了作为创作思维的万物有灵论。

　　在学术研究的影响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涌现出不少优秀的民间故事集，其中以上海北新书局林兰编民间故事40种最为突出，体现了较高的采编和写作水准，而且也汲取了学术界最新和最激进的观念，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她的八本《民间童话集》中。一是因为她抓住了童话万物有灵的幻想特质，并分清楚童话与神话、传说的区别。二是她从民间发展出面向儿童的前瞻视野，将个性解放和人格养成的理论话语落到了实处。从民间的发现推进到儿童的发现，中间贯穿着有识之士为促进现代个体诞生所做的努力。

　　虽然五四时期的学者都曾发出从封建桎梏中解放人性的呼声，但许多人很快转向了“融入群众”的知识分子身份建构之中。将对个性话语的理论关怀坚持到底的恐怕还是周作人和赵景深，这与他们致力于童话研究并汲取西方童话理论和儿童教育理论中的激进思想不无关系。林兰的《民间童话集》可以说是周、赵理论在出版界的实践，这使她相较于其后的许多中国童话集更具备人文关怀和经典质素。

　　与现实人生更为贴近 

　　至50年代，童话理论话语中的“幻想”一词取代了原始思维作为定义童话的关键词。钟敬文在1954年给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组作了“略谈民间故事”的报告，将民间故事分为“幻想占优势的民间故事”和“没有或较少幻想的民间故事”，在幻想类故事之下用“魔术故事”之名取代“民间童话”，注明“以前有些学者把这种故事叫做童话”，并指出以前过分拘泥于原始文化和信仰的阐释，忽视了民间故事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陈伯吹在《儿童文学简论》中写道：“神话、传说和童话都是民间文学，起源于人民的口头创作，它们又都是带幻想性的故事。”在辨别童话与神话传说的概念时，他特别强调了童话的“朴素”和“人情味”，因为神话讲神的故事，传说讲超人的故事，唯有童话以普通人为主人公，故与现实的人生更为接近。

　　80年代的童话理论沿用了50年代的“幻想”和“普通人的故事”这样的提法，弱化了童话与原始文化的关系，更进一步增强了童话与现实的关系。刘守华在《中国民间童话概说》中给童话下了明确的定义：“童话就是这富于幻想性的故事当中的一种，是民间故事园地里的一朵奇花。”他认为，原始思维为神话所专有，童话则特别声明其对原始信仰的超越。总之，通过对童话施加“幻想”、“普通人的故事”、“现实生活和理想”等限定，50年代和80年代的童话理论一定程度上修补了未能直面现实生活的“五四童话”概念。

　　但问题在于，周作人和赵景深对原始思维的认同中原本潜藏着长养想象、顺应儿童心理发展的个性话语，后来的童话理论在抛弃原始思维这一提法的同时，无形中也一并抛弃了个性话语这一对现代性而言最有价值的论述。其结果不仅仅是隔断了童话与人类童年、集体无意识的血缘关系，令童话丧失了丰富而恢宏的图景，更重要的是以现实之名抹去了现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