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巨人：明末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故事》

　　《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译者前言

　　一

　　纵观几千年的文明史，人类活动的半径不可避免地受到地理条件的局限；但同时，它又随着科学的进步和驾驭自然的能力的增长，特别是交通手段的进化而逐步扩大。因此可以说，文明半径的扩展同时就是人的力量对自然限制的超越。

　　中华文明最早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它经历了小国寡民的发展阶段，经过春秋、战国时期铁与血的残酷洗礼，在公元前221年达到了第一次统一。在这之后的近2000年中，中国又经历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多次整合，经历了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仇杀与融合，当十七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终于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文明区域。它的中心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族农业文明区，它的周围是众星捧月般向它朝贡的所谓的“蛮夷”。这几乎就是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整个世界。

　　中华文明之所以几千年代代相因，经久不衰，而不像古埃及、古巴比伦那样出现断层，从根本上说，不能解释为中国人“天生优越”，而是独特的地理环境保护了它——北部是西伯利亚的永久冻土带；西部是帕米尔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天然屏障；东部是浩瀚的大海。这一圈难以逾越的藩篱，虽然说不能完全阻隔其与外部的交往，但毕竟使外部文明的大规模进入显得异常艰难。中华文明就这样在造物主的特别呵护下，没有经受过外部文明毁灭性的打击，而达到了高度的繁荣，并且从未间断地延续了数千年之久。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这种保护同时又是一种局限，天长日久，渐渐地消磨了它的活力。

　　中华文明经历过生气勃勃、锐意进取和开放胸襟的时代。正如本书所描写的：

　　“中国曾经有过热衷于探险的激动人心的时代。在汉朝（前206～220）伟大的汉武帝(前140～前87)的统治下，亚洲的土地就已经回响着中国军队征服的脚步声。伟大先驱者们探险的足迹深入到中亚地区，并与地中海文化的边缘地带建立了接触。在盛唐的黄金时代，都城长安（即现在的西安）曾是整个东方的麦加。当时，她的文化光辉照亮了东方，她的影响覆盖周围各国。天主教的聂斯托里教派（Nestorian）受到了友好的欢迎，伊斯兰教和摩尼教也被宽容和接纳，佛教继续带给中国外部世界的新鲜思想的溪流。在元朝统治期间（公元1279～1368），当忽必烈的继承者们在中国南面称王时，在‘汗八里’（即后来的北京）尘土飞扬的街道上，外国人的面孔是很平常的景观。”

　　但同样也像本书所评论的：“这样的光荣日子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了。产生一种令人振奋的新思想，在中国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十六世纪的中国，已经衰老了。这个大明王朝也已经衰老了，没有冒险和进取的精神了。”

　　在笔者看来，中国在封建社会的后期之所以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闭关自守”。笔者认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有赖于文明区域彼此间的竞争。根据系统论的定律，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是系统走向有序的动力；换言之，如果这种交换被窒息了，系统将走向无序，社会将失去活力。

　　春秋战国时期曾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活力的时期，其动力就在于当时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励精图治、延揽人才、富国强兵，以及“取人之长，克己之短”的不断革故鼎新，乃是国家生存的基本条件，否则就可能亡国灭种。竞争可以使能者、强者脱颖而出，竞争可以为国家遴选出高明的统治者。而竞争的结果，不可避免的是强者的一统天下。天下太平无疑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一统天下的弊端恰恰是扼杀了竞争。因此，当大一统的中华文明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内部的竞争虽然可以改朝换代，却不能给中华文明的整体带来新的营养，社会更进一步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外部竞争对手。由于前面所提到的地理环境的因素，十七世纪（也就是明代中期）以前的中国恰恰缺少这样的竞争对手。

　　然而就在这一时期，就在中国人正以自己的物质与精神的成就，得意地孤芳自赏的时候，在欧洲，一种以开放、进取的姿态企图占有全世界的新文明正在迅速地崛起。它催生了近代科学，而科学又赋予它扩张的翅膀。欧洲的版图已经容纳不下它疯狂的脚步了。近代西方文明与古老的中华文明两者之间的碰撞，已经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