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并且认为“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这既让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感到鼓舞，也激发了我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作为一名从事公共行政研究的学者，笔者认为探寻中国政治与行政改革实践的生成机理、发展规律，特色模式，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行政理念、实施方案与对策建议，提升公共行政理论研究对中国行政改革实践的回应性与指导性，是我们的责任。同时，将中国行政改革经验在全球治理话语圈中发声，也是我们的使命。

　　一是要坚持“制度自信”。“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就是指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国家治理能力能否实现现代化，关键在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不断完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市场治理的制度设计、制度执行，提升制度的质量与有效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逐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很好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吸纳和借鉴了人类制度文明的精华，契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强大生命活力。因此公共行政学者不仅有责任解读和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理念、内涵、价值、体系等，成为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守望者；更有义务发挥专业所长，围绕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层次、内在逻辑、影响因素、系统构建等开展前瞻性研究，夯实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基础，成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推动者。

　　二是要探索“理论创新”。如果说创新是民族进步的动力与灵魂，那么理论创新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与不竭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今日中国经历的社会转型与大变革，催生了政治发展与中国行政体制机制的探索性实践创新。这些实践探索部分借鉴西方的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公共治理、整体性政府、网络治理等理论，但却面临理论移植中的“水土不服”现象，在迎拒西方理论的两难选择之间，外来理论的本土化，本土实践经验的理论化需求必将给公共行政的理论创新提供强大动力和丰沃土壤。在这样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公共行政学者的使命必然是探索中国政治发展与行政改革的“概念群”“问题域”“逻辑链”“要素场”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行政学者在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等理论探索与创新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如“服务型政府”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本土实践经验概念化样本。她缘起于本世纪初中国地方政府创新行政运行机制，提高行政绩效，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改革实践。而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才是避免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实践陷入“运动式”宿命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