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强调君臣之“德”的同时，严重忽略了对“君臣”权力的监督与限制。虽然郑玄所突出的君臣之“仁义”是从政治的角度进行阐发的，但是必然会出现君臣不仁不义的情况，这会导致民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家也有走向灭亡的危险。郑玄对于桀纣之失天下并未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只是说桀纣为恶而导致民怨神怒以失天下。而这正是“为政者”的权力不受监督与限制的体现，也是儒家“人治”思想最大的不足之处。

　　一个国家能够正常运转，必须要有“为政者”。“为政者”所涉及的核心人物是国君、大臣。郑玄在注解《大学》时，对君主与大臣之德都有明确的要求，最核心的便是“君明臣贤”。

　　明君之德

　　郑玄认为，殷王帝乙之前的君主，没有失去民众的支持，那个时候殷王之“德”还是能够与天相配的，也就是说“上天”还在享受殷王的祭祀，并保佑殷商。等到了商纣王的时代，纣王无恶不作，引起了民众的怨恨与“上天”的愤怒，“上天”不再享用殷王的祭祀，也不再保佑殷王。郑玄解释说，百姓都是以君主的行为作为自己行动的标准，因此，君主必须谨慎地对待自己的行为和政策，否则一旦“邪辟失道”就会丧身失国。这是“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最真实的体现，也是“敬天”要求的表现。在这里，郑玄强调“以德配天”也是对东汉末年政局动荡不安的谴责，警告统治者如果再不“敬天”、“保民”，那么上天对于东汉的保佑也会随之消失。总之，郑玄认为，上天所赋予的统治人民的“天命”不是永远不变的，统治者一定要“保民”、“全民”，如此才能长久地得到“天命”，否则就会失去“天命”。

　　要治理好国家，其前提和基础是要任用贤人。郑玄亲身经历了东汉末年贤愚不分的政治现实，出于儒家救世的情怀，郑玄认为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是贤人。一个国家的“全民”、“保民”工作都是由具体的大臣去做的，因此，贤人在政治管理、民众管理方面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繁荣发展。郑玄明确指出，君主要“任贤”。与“任贤”相对应的就是“放恶”，即远离小人。放恶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民”、“全民”。因为恶人、媢嫉之人只会让民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放逐恶人、媢嫉之人正是“仁人”、“圣人”智慧与才能的体现，也只有这些人才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

　　对于君王，除了“敬天保民”，“亲贤臣，远小人”外，还要“亲仁”、“轻利”。“亲仁”对于君主的要求是要行仁道，郑玄指出，“言君行仁道，则其臣必义。以义举事无不成者。其为诚然，如己府库之时为己有也”；“轻利”对于君主的要求就是要做到“惠民”。财物是民众赖以生存的基础，国君要将财物分散于民众，使民众的生活能够得到保证。郑玄认为，“仁人”施财于人民，是“保民”、“全民”的表现，而“不仁者”即如纣王那样，从人民身上聚敛财富，是“害民”、“残民”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