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不平等是首要催生因素

　　欧洲近年的情况表明，民粹主义常常可以在年长者、男性人口、低教育水平者、多数族裔中找到支持者。在对这些民粹主义社会基础的调查研究中，学界发现，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的支持者，多由来自中等和低收入阶层的人群而构成。他们对当前的经济与政治深感不满，希望自己的利益获得保障，改变经济上被剥削的现状。据此判断，民粹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兴起首先是经济不平等状况加剧的结果。

　　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虽然不少发展中国家民众摆脱了贫困，但是就发达国家的蓝领工人而言，他们为自己利益讨价还价的地位却在弱化。在后工业时代的欧美，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恶化，经济焦虑、经济不安成为中低收入阶层人群普遍的情绪，越来越多的民众强烈主张解决经济不平等的问题。近年来，美国经济正缓慢地走出衰退，但得到复苏的大多数是服务业和新经济行业，制造业萎缩的趋势仍在持续。普通民众不仅未能真正得到经济复苏的好处，反而更强烈地感受到美国经济体系过分偏袒富人，感受到对中等和低收入阶层人群的不公正。

　　由于普通民众是最易在转型或危机中蒙受经济损失的群体，他们除了抗议性投票（不投票或放弃支持主流政党），也常常会寻找另外的渠道表达其不满，如支持一些政治人物刻意迎合民意的经济主张，像充分就业、最低工资保障、扩大福利、限制外国公司、强化公共部门等具体的民粹主义政策主张。对于因经济不平等而焦虑和不满的欧美普通民众，这类政策主张极有吸引力。

　　文化价值改变是深层孕育因素

　　全球化对这个时代最深刻的改变并不在物质生活，而在于文化价值。时至今日，单纯经济因素已不能完全解释当前欧美民粹主义在全球化时代兴起的原因。

　　民粹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支持者并不像现代化开始之初集中于最低收入阶层，而是更多来自小资产阶级和熟练工人。近25年的时间里，那些年长者、低教育水平者、低技能劳动者等被远远地甩在后面，他们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变迁中找不到原初的身份定位，产生了一种“成为自己国家的陌生人”的感受，这是一种深刻的身份焦虑。

　　各政党围绕经济议题的政治分化不再显著，相反非经济议题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主导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把环境保护、性别平等、边界开放等后物质主义价值，视为这个时代代表政治主流的价值。西方社会过去半个世纪的文化变迁表明，公众舆论对后物质主义价值的支持已经超过传统价值。20世纪后期随着新文化议题的兴起、社会运动与政党运动的发展，后物质主义价值得到了组织化的表达和强化。在欧美，同性恋婚姻、堕胎、移民等议题跨越了不同经济地位的各个群体，造成了新的政治对立。正是由于移民潮的冲击，一些社会福利较发达、经济不平等程度较低的欧洲国家也不能避免民粹主义的流行。

　　总的来说，欧美民粹主义支持者普遍持反移民立场、不信任全球化和国家治理、支持权威主义价值和倾向于非左即右的意识形态自我定位，他们对传统价值“眷恋不舍”，对于全球化给传统价值带来的危机深感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