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革命政党的引导下，现代知识分子投身中国革命与抗战洪流，以智力支持丰富了中国抗战斗争的形式，在经受这场民族解放宏大斗争进程的洗礼中，作出了独特的历史性贡献。

　　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浴血奋战的历史性结果，是中国人自强不息的民族奋争象征。与此同时，中国抗战若没有争得有利的国际环境，没有获得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以当时的国力、军力，要尽快彻底战胜日本军国主义，需要的时间会更长，经历的苦难会更多，付出的代价也会更大。中国历史上曾经历过数次外寇入侵、王朝灭亡，为何在20世纪遇到极端凶狂、无比肆虐的日本军国主义时，我们不但没有陷于沦亡，还能获得彻底的胜利？除了要从根本上认识到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国人民的顽强毅力和坚强斗志的因素支撑外，分析其中的时代性支持因素，对于我们更全面客观认知抗战历史、更好地把握未来，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现代世界体系格局与抗日战争

　　近代以前，人类的世界性交往相对孤立、封闭，王朝形态的国家关系在解决矛盾手段上更多地取决于武力争端方式。近代以来，在不断总结纷争不息的民族、地区战争的历史教训基础上，对世界体系化发展趋势的认识逐渐成为人类观察世界交往的新视角。于是，针对某个特定时空内相对稳定的世界体系格局诉求，开始发端于欧洲核心区的发展进程之中。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被公认为近代世界体系格局开始的标志，它确立了国家主权和平等的原则，以国际公约的形式确认了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导致了数百年欧洲核心区民族国家相对均衡发展的格局。1815年《维也纳和约》形成了近代欧洲的第二次国家体系格局，颠覆了拿破仑用武力获得的欧洲霸主地位，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拿破仑帝国之前的欧洲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一方面是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精神的继承，表明走向现代的国家主权原则总体符合当时欧洲民族国家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客观上也为西方列强的崛起，奠定了国际机制的前提。一战后确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世界体系，不仅将前两个欧洲体系基本精神继承下来，并随着资本扩展到世界范围，国际格局内在地刻有帝国主义的强权痕迹，也随之日益显现化。

　　从1648年到1922年，近代世界体系格局一再处于“稳定—战争—再稳定”的循环之中，其内在原因是各个新兴国家随着国力的增长，特别是国际资本的全球扩张，海外殖民利益的国内化需求逐步上升，导致西方工业化早发国家挑战世界秩序的冲动日益增强，但出于对本国长远利益的考虑，也慑于国家实力的状况，暂时难以抗衡对国际政治伦理规制的顾忌，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主要国家基本不敢公开否定维系世界体系存在的国家主权这一核心理念。诞生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的国际联盟，作为一种国际列强关系的过渡性协调机制，也就逻辑地成为打破既有势力均衡之前的替代性方案了。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近代工业化发展的完成，日本操纵成立所谓的伪“满洲国”没有得到国联承认，英美等西方国家也普遍对其不予承认。即使抗战结束时，世界上承认伪“满洲国”的国家也只有二十几个，基本上是法西斯轴心国成员及其依附势力。因此，一战后的世界体系格局和列强博弈关系，对于日本侵华存在着不利因素，国际机制性的客观阻力并未消失。这成为中国抗战的开始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起点，未遭到国际列强联合武力剿杀的特殊历史条件，但是仅仅依靠国联体制的道义威慑，并不足以确保二战前的中国局部抗战必然具备有利的国际机制支持和效果。面对西方绥靖政策不对称的“国际制约”，日本军国主义采取逐步摆脱国联的游戏规则框架，也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局部抗战的艰难程度，尽管中国维护主权独立完整具有国际道义，这是抗战历史进程开启过程中，中国人民顽强抗争日本入侵的民族意志的核心动力，但是有限的国际援助依然难以为继，高昂的斗志尚不存在转化为抗敌御侮的坚实能力的历史条件。

　　从另一方面看，近代以前，中国与各周边国家关系是以“朝贡体系”的“国际”化机制为存在方式的，并不处于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水平。这种体系以中央政权为中心，中央政权强则国稳，中央政权弱则国乱，甚至出现王朝更替。步入近代之后，中国逐渐被融入新的世界体系中，一些有识之士希求把维护世界体系的多边机制看作维系民族历史命运的道德制高点。这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增强中国人民抗战的信心，但是这种外部依赖性不足以把抗战的悲壮抗争转化为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雄壮事业。不过，总体而言，现代世界体系格局已经走出王朝战争的循环逻辑，现代主权国际观念的发育，为中国抗战获得国际机制的外部支持，提供了历史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