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亟须在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下，突破“西方中心”论的藩篱，系统、全面地追踪和梳理西方学术的流变与演进，以理性的态度对之作批判借鉴，从批判借鉴不断升华到自主的学术创新。

　　在世界史领域建构既有国际视野又有本土特色的“中国学派”，是近年来史学界关注的话题。对于实现这一任务的可能性与路径，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却促进了史学界的进一步反思，对这些问题的认知也由此而逐渐清晰。

　　建构世界史领域的“中国学派”，既是当代中国日益崛起对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这一学科不断成长的必然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大国角色。当代中国日益崛起的态势，客观上要求借鉴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观照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状况与诉求，处理好与欧美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国际关系。这需要深入了解域外的历史，尤其是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形成用自己的历史理论、方法展开世界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同时，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我们的世界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成绩日显，并力图突破欧美史学“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因此，建构世界史领域之“中国学派”的呼声，越来越多地成为史学界的共识。

　　世界史在我国属于新兴学科，学术基础尚欠厚实，学术积淀也较薄弱。能否在世界史研究这一领域形成“中国学派”，究竟以什么为“学派”形成的价值标准，无疑是众所聚焦的问题，讨论中也不乏质疑之声。的确，我们的本土学术群体要探究域外历史，在语言训练、学术信息的掌握与文化传统的体悟上“先天不足”，有着诸多的局限，要取得具有学术创见的成果本属不易，要形成独树一帜的学术共同体那就更难。但现代学术史表明，只要持之以恒地勇于开拓，经过日积月累的学术积淀，这一理想是可以而且能够实现的。因此，在世界史研究领域建构“中国学派”并非是“镜花水月”，而是对中国史学界的前景昭示与境界呼唤。同时还必须在指导思想、研究旨趣、学术视野、考量尺度、探究方法等诸方面独具一格，将国际接轨与“本土特色”有机整合起来，以一批史学名家及其高水平学术成果迈进国际史坛，在平等交流与双向对话中获得广泛的学术话语权。

　　如果以上述的学术样本为参照来审视当下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就不难发现，我们建构“中国学派”既已有了良好基础，同时也存在诸多需要克服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世界史研究拓展迅速。在准确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上，在多视角、多层次借鉴西方史学成果上，在原始资料的搜集与运用上，在对诸多重大历史现象的诠释上，在对相关历史法则与规律的探求上，在与国际史坛的联系与交流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与之相应，则形成了一些具有彰显学脉传承与研究深度、广度的学术群体，在经济史、政治史、地区国别史、社会史、国际关系史乃至新近出现的全球史、环境史等领域都有所开拓、有所成就。同时，一些学者开始参与域外学术对话与交流，为国际史坛添加“中国元素”。可以说，我们的世界史研究已经告别原初性的萌发状态而日臻成型，这无疑为“中国学派”的建构奠定了较好基础。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我们的研究总体上仍属初期发展阶段，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乃至严重缺陷。在一些领域，我们对国外相关学术史的流变缺乏系统的了解，原始资料掌握与运用远不尽如人意，对域外尤其是欧美学理模式不乏盲目崇拜与照搬，高水平、有分量的原创性学术成果尚不多见。我们的总体研究水平远远落后于欧美史学界，远不足引起国际史坛的重视。这样看来，“中国学派”的建构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