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箴”,就是为官之道,是从政者恪守的自律戒条和行为规范,通过对为官者进行有益的规劝告诫,以期其廉政爱民。

　　“官箴”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体现为政者道德与操守的文化,蕴含着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思想精华。所谓“官箴”,简单地说就是为官之道,是从政者恪守的自律戒条和行为规范,通过对为官者进行有益的规劝与告诫,以期其廉政爱民。在中国官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无不体现着齐鲁文化的因子,中国传统官箴的主体内容也基本上与齐鲁文化的特质相一致。因此,齐鲁文化是探究传统官箴文化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这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齐鲁文化参与了早期箴文的形成。

　　“官箴”一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四年》所记载的《虞人之箴》,其中有“命百官,官箴王阙”句,学术界一般认为《虞人之箴》是最早、最完整的官箴。《虞人之箴》的作者是周代史官辛甲,其主要内容是劝谏君王要节制田猎,其中说:“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夷羿即东夷首领后羿,取代夏朝后,游猎无度,漠视百姓疾苦,最终败亡。早期箴文的主要功能是讽谏君王,《虞人之箴》以东夷首领后羿为鉴,规谏周王节制田猎,由此可知,东夷文化已出现于最早的箴文中。

　　《左传·襄公十四年》有晋国乐师师旷通过吟调箴谏君王的记载,师旷曰:“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师旷是今山东新泰人,其言行体现着齐鲁文化的精神。清代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时,将《吕氏春秋·谨听》归入《周箴》,而《谨听》的主旨是标举尧舜禹的道德风范以及齐桓的霸业,劝君主发奋向上,成就功业,这正是齐鲁文化“奋发有为”精神的体现。

　　其二,齐鲁文化推动了官箴的儒学化趋势。

　　秦汉时期是齐鲁文化在政治文化中积淀最为深厚的时期,特别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以儒家为主体的齐鲁文化依托政治平台迅速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一时期的官箴出现了儒学化的趋势。杨雄依照《虞箴》作十二州及二十五官箴,这是现存最早的以各级官员为规诫对象的官箴。自杨雄以后,硕儒成为撰写官箴的主体,除杨雄外,崔骃撰写《太尉箴》《司徒箴》等,崔瑗撰写《东观箴》《郡太守箴》等,胡广撰写《侍中箴》《陵令箴》等,另有崔琦撰写《外戚箴》、崔寔撰写《谏议大夫箴》、皇甫规撰写《女师箴》、高彪撰写《督军御史箴》、傅干撰写《皇后箴》。上述箴文的撰写者都是一时硕儒,从而推动了汉代官箴的儒学化进程。

　　东汉硕儒马融所撰《忠经》是官箴儒学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忠经》全书共18章,仿照《孝经》体例而作。作者在序中说:“《忠经》者,盖出于《孝经》也。仲尼说孝者所以事君之义,则知孝者,俟忠而成之,所以答君亲之恩,明臣子之分。忠不可废于国,孝不可松弛于家。孝既有经,忠则犹阙,故述仲尼之说,作《忠经》焉。”忠、孝是儒家学说的重要伦理范畴,所谓“忠孝两全”是对一个人最高、最完美的评价,马融把“忠”这一儒家的伦理范畴纳入官箴之中,从而使古代官箴文化发生了质的变化,官箴儒学化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