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的。从那时起，学术界一直试图将其纳入经济学范畴，构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到今天，尽管相关文献浩瀚、研究成果丰富，一些学术机构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列为独立学科，但其理论、方法和实践依然面临诸多困惑困境，亟待革命性突破。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究竟路在何方？

　　复合多维的理论认知使理论体系构建出现碎片化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认知，有经济形态和经济学说两个方向。

　　经济形态论认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就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有如宇宙飞船经济、生态经济、国民经济等，是一种经济状态和特征的描述，属于规范经济学的范畴，主要解决“是什么”“应该怎样”的问题。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形态中，有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支柱或要素，寻求的是经济效率、社会公平和环境可持续。经济效率，在宏观经济层面表现为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在微观经济层面则是利润或收益最大化。社会公平，不仅指当代各社会群体、同一社会群体内部不同个体之间的公平，而且包括代际公平。环境可持续，则被界定为满足未来人类发展的需要。显然，这是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经济学说方向或者说实证经济学范畴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构建，基于可持续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着眼于描述、解释、预测可持续发展经济行为。其经济学基础是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逐步建立并完善的外部成本内部化的环境经济学、将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作为资产的可枯竭资源经济学和考察生态平衡与保护的生态经济学。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市场价值实现，可再生资源的更新速率，不可再生资源对发展的刚性约束，则或纳入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或作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分析架构。

　　可见，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构建，有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两种体系，而每一种体系内部又具有复合多维的特征。这就使其理论构建不可避免地出现机械拼接或碎片化问题，严重制约甚至阻碍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集成和方法创新。

　　测度多元的方法论困境阻碍理论完善，削弱实践意义

　　从规范经济学的视角，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实现经济效率、社会公平和环境可持续三大目标。对于单一目标，测度可比，方法明确。但三大目标之间则测度不可比，缺乏综合集成的方法，只能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实现多目标管理。2000年发布的具有广泛政治共识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涵盖减贫、普及小学教育和环境等八大领域，大都有明确的目标值。联合国通过长期谈判形成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用“可持续发展目标”替代“千年发展目标”，将目标领域拓展到17个，甚至涉及一些综合性的城市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内容。但显然，这些领域之间相互独立，不可比，甚至可能相互冲突或矛盾。而在需要权衡取舍时，又缺乏协同这些目标的方法手段。学界试图将目标作无量纲化处理，使目标值具有可比性，但不同目标在权重选择上依然缺乏科学的方法基础。

　　相比较而言，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将可持续发展的一些基本要素如环境资源要素，进行货币化市场价值核算，克服了测度多元的困难。例如，消费者对环境质量需求的显性偏好，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或生态修复的市场投入，均可用货币表现。正是基于这样的统一测度，世界银行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展环境改进的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我国2004年也启动了具有官方色彩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并测算出了数值。但所有这些尝试都未能获得学界和社会公认，原因在于：第一，缺乏伦理价值基础。一个人的健康乃至生命，一个物种的消失，在市场上值多少钱？第二，供求规律失灵导致缺乏定价基础。比如，一个物种消失后便没有了市场供给，此时供求规律便失灵了。第三，缺乏科学信息。比如，土壤重金属污染等环境问题的危害性有多大？目前研究获得的信息尚不足以支撑市场选择。

　　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不论是作为规范经济学还是作为实证经济学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均遭遇了方法论困扰，不仅阻碍了理论的完善和创新，而且使其实践意义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