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修订本两《五代史》书影。资料图片

　　经过反复编校，当点校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修订本书稿终于交付印厂的时候，中华书局编辑鲁明的内心依旧紧绷。

　　“人们常说：‘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我们自始至终都没有停止过修改、完善书稿的脚步。”几年来，复旦大学的修订团队和中华书局的编辑团队为这两部书付出了非同寻常的努力。终于，两部书要与读者见面了。

　　切磋琢磨，不惮烦琐

　　2013年11月，鲁明暂停了其他工作，进入点校本两《五代史》修订本编辑组，直至两书付梓。与他同事的，有20世纪70年代参与过“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点校工程的中华书局编审张忱石、时任副总编辑的冯宝志、编审刘彦捷、编审王勖、编辑王勇和责任校对李晓霞。

　　一个团队花费近两年的时间编辑两部书，这种慢节奏，在如今的出版界近乎奢侈。更何况，“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纵贯中华文明史，五代史记载的只是其中唐亡至宋兴之间一段短暂的历史。一百五十卷的清人辑本《旧五代史》和七十四卷的《新五代史》，论篇帙宏大，远不及其前后的两《唐书》和《宋史》，论版本复杂，也不及《史记》《汉书》。然而，在修订团队和编辑团队看来，两《五代史》的价值并不逊于其他各史。

　　“五代十国虽称乱世，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点校本两《五代史》修订主持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说：“如果我们俯瞰中国近两千年历史，就不难发现，汉唐社会的权力结构的核心，是世家大族为主的士族；而宋以后，下层出身的人士有更多的参政机会，即便称为庶民社会也不为过。政治上如此，文化上也是如此。这一转变的关键时期正是五代十国。”

　　早在2007年，点校本两《五代史》修订工作就已经启动。从制定修订方案、样稿评审、完成初稿，到编辑审读、专家审稿、补充完善，每个工作程序，修订组与编辑组无不往返磋商，才最终定稿。

　　2014年5月，初稿已经审读了半年有余，预定的出版日期临近了，但张学谦撰写的一篇题为《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校刊始末考》的论文引起了鲁明的注意。这篇文章介绍，根据《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的著录，现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的一种写本《旧五代史》，尚未见有研究者提及。鲁明马上把这个信息反馈给修订组，修订组委托访日学者到静嘉堂查考原书，后由中华书局正式申请，从日本获得了此书的复制本。

　　“《旧五代史》大概在明代就已经散佚了。我们现在见到的《旧五代史》，是清乾隆间开馆编修《四库全书》时，邵晋涵从《永乐大典》等文献中辑出的本子。乾隆一代文网严密，清辑本对史书的原文进行了不少改篡。”鲁明说，如果静嘉堂藏本是一个忠实抄录《永乐大典》、未经清人讳改的版本，那将是一个巨大的发现。经过对比，静嘉堂本也存在讳改，价值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尽管如此，在已经通校三个版本的基础上，这一年的暑假，修订组又完成了静嘉堂本《旧五代史》的通校工作，因为这个版本对于研究《旧五代史》辑出后版本的流传具有相当的价值。

　　在工作接近尾声时，修订组为何要做这样一件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却未必会有重大突破的事情？鲁明解释说：“在一些校勘中，这个版本的文字可以作为重要的辅证，有时还会成为关键的证据。尽管，成为关键证据的情况并不多。”

　　其实，对于修订组来说，这样的工作状态已成常态。几年来，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唐雯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仇鹿鸣博士两位修订组成员，放弃了大学老师本来不用坐班的“特权”，每天准时到达修订组办公室，互相审读对方的初稿，随时讨论商定，到最后已很难分辨初稿的分工情况。几乎每次上海之行，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都会把这间办公室作为第一站，了解书稿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