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性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相通的，秉持科学精神是所有研究活动应该具有的基本特征。所谓科学精神，其实是理性地认识事物的基本态度。没有这个基本态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坚守科学精神，就是要在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的过程、研究成果的评价中体现科学精神。

　　一、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坚持问题导向是人文社科研究必须具有的科学精神。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一些学者感叹：西方有好的方法，没有好的问题；中国有好的问题，没有好的方法。这种说法虽然明显带有“西方正统”的色彩，但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对中国生动实践的一种羡慕。其实，中国未必没有好的方法，西方或许正在面临的便是问题。

　　确实，“问题”是研究活动的关键词，是动机和动力；“问题意识”是研究活动之所以发生和持续进行下去的前提和基础。抓住了实践中的“问题”，就找到了理论活动的对象，坚持问题导向是理论创新的原动力。

　　在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一般分为问题的提出、问题的求解、问题的突破、成果的证明和检验等几个步骤。比如，在数学研究中，人们常将一个研究过程分为“观察客观现象提出问题，抽象出概念或建立模型，探索运用直觉等进行类比、归纳、联想，发现可能存在的规律，对规律进行论证，得出结论”等几个步骤（北京大学丘维声）。自然科学的这些路径与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相类似，两者都是以问题为起点、为主线的。

　　发现、直面、回应问题，是理论活动的基本内容，发现并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找到了一个选题；直面和回应一个问题，就产生了一个理论成果。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从研究的视角去观察社会实践活动，并发现和提出问题，不仅仅是街谈巷议、茶余饭后、人云亦云的问题。当然我们所研究的中国问题，必须从中国实践的视角观察，虽然要有开放的视野，但立足点是中国立场。

　　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从哲学意义上讲，就是强调认识对实践的依赖性，就是坚持实践的彻底性。

　　二、要正确理解学理支撑 

　　面对中国实践中形成的规律性认识，或者面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累积的弥足珍贵的经验，仍然有人缺乏自信，有人会问，这算不算理论？有没有学理支撑？言下之意就是，西方理论有没有这样的说法，或者是否支持这样的说法。俨然将学理支撑理解为运用西方学术流派印证中国的实践，能够印证的就有了学理支撑，不能印证就没有学理支撑？我觉得这样理解“学理支撑”是有问题的，这是一种“西方主流”、“西方正统”的思维。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永远不可能有自信，只能是照搬照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只能是一种类比式的研究。“西方标准”、“西方主流”的思想是违背科学精神的“洋教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理”。

　　我认为学理支撑就是科学性证明和规律性认识。既有的理论能够解释、说明的，我们进行科学性证明，这叫学理支撑；既有的理论说明不了的，我们就要在崭新实践的基础上探索形成新的规律性认识，这样的规律性认识，本身就是学理支撑。

　　从本质上说，如何正确把握学理支撑，还是要坚持实践第一性的观点。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动力和源泉，实践不断发展，推动着理论的不断创新。当代中国实践是全新的实践，只有来自全新实践的规律性认识才是最好的学理支撑。当然我们强调认识对实践的依赖，不能机械地理解，要重视发挥认识的能动作用，要运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运用科学的方法认识实践。

　　有人会说，马克思主义最初也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从来都是强调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也是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取得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成功中得到证明的。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的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三、要正确使用技术方法 

　　技术方法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非常重要。我们原本有定性定量分析的传统，经常会强调要“算算账”，今天，我们也要积极借鉴运用数量经济学的方法，运用现代调查的方法，运用测算模型和大数据分析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但是，不能过分夸大技术方法的作用，不要过分依赖于技术方法。

　　最近，西方学者对过于看重技术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有一些反思。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指出，经济学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忽视自然科学与人类经济科学之间研究对象的差异，就是在用一种工程师处理无生命的物质的技术。处理活生生的人的活动不能搞技术方法至上。在复杂的社会条件下，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地域，情况千差万别，如果生硬套用技术方法，用一个高度抽象的模型或者计算公式说明问题、作出判断、得出结论，有可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