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郭小安，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电邮：guoxiaoan2004@126.com。

　　【内容提要】与西方“依法抗争”、“依理抗争”不同，受资源和参与渠道限制，中国的网络抗争往往表现出“以势抗争”、“以死抗争”的形态，愤怒、悲情、戏谑等情感成了事件发展的重要线索。因此，中国的网络抗争很大程度上并不遵循理性计算的逻辑，而是情感动员的逻辑，在这一逻辑中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谣言，谣言与情感动员的互动是贯穿网络抗争事件的主线。

　　【关 键 词】群体性事件；社会抗争；谣言；情感动员；抗争剧目

　　目前有关网络抗争的学术成果虽然数量繁多，但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宏观层面的定性研究和微观层面的技术分析，鲜有学者关注中观层面即群体性事件的动因及转化过程，尤其是从网民的情感结构和情感动员这一视角切入的更是凤毛麟角。与西方国家的制度化社会抗争不同，西方国家的社会抗争往往能被正式制度所接纳，因而组织化程度较高，动员组织的策略、剧目与行动者理性计算的精确度将决定着社会运动的成败。但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生态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很大程度上遵循的并不是理性计算的逻辑，而是情感动员的逻辑(有学者把之称为非直接利益型、泄愤型群体性事件)；网民的参与动机往往是道德的对错和情感的共鸣，而不是输赢的策略算计，在这一逻辑中，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谣言。

　　一、核心概念及文献梳理

　　(一)谣言与社会抗争

　　尽管谣言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舆论现象，但何谓谣言？一直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谣言是一种非理性行为，与捏造、攻击、虚假、企图联系在一起；有人认为谣言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人的理性有限，谣言难以避免；在人们的日常观念中，谣言还与流言、谎言、都市传说等概念纠缠不清。尽管在谣言的概念上人们一直存在争议，但是将谣言视为一种集体行为却几乎成为共识。有学者将谣言视为一群人讨论过程中产生的即兴新闻(Shibutani，1966：128)；还有学者把谣言看作一种社会情境，它会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造成影响(默顿，2006：633-636)；还有学者认为谣言是集体寻求认同的过程，也是集体规避风险的一种社会抗议手段(卡普费雷，2008：219)。

　　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开始将谣言与社会动员、社会抗争结合起来，认为谣言不仅是一种特殊的政治表达(陈新汉，2004：200)，也是另一种政治参与方式(郭小安，2013)，它具有反权力的特性(卡普费雷，2008：19)，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效应(张雷，2007)。在政治参与渠道不足和资源稀缺的年代，谣言往往是底层民众获取权力补充的特殊渠道(孔飞力，1999：303)，在权力和话语的抗争中，谣言具有强烈的社会抗议色彩(胡泳，2009；吕德文，2012)，是“弱者反抗的武器”(周裕琼，2012：212)，甚至有学者将谣言视作为革命和骚乱的导火索(黄玲峻，2005)。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网络抗争成为社会抗争的新形式，它是网民基于共同的利益和兴趣，利用网络空间为平台，以公共事件为指向，引发的具有一定规模、一定影响、一定威胁的非制度化的参与行为。具体表现为网络动员、网络恶搞、人肉搜索、网络抗议、网络暴力、网络审判、网络结社、网络签名等形式。网络抗争既包括具有维权色彩的集体行动，也包括具有破坏色彩的对抗活动；既可能源于参与主体的非理性，也有可能源于执政者缺乏应有的政治包容能力和制度供给能力。

　　(二)情感在社会抗争研究中的作用

　　从西方社会抗争的发展轨迹看，传统社会抗争的理论脉络主要有三条：阶级论脉络、情感论脉络、理性论脉络。勒庞是情感论脉络的鼻祖，其理论核心就是所谓的心智归一法则(the law of mental unity)。此后，布鲁默的“循环反应理论”、特纳的“突生规范理论”、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格尔的“相对剥夺理论”等(赵鼎新，2006:63)，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情感在社会运动的研究。但是，在崇尚“理性至上”的现代社会，情感研究并不是西方社会抗争理论的主导性话语，而只是作为理性动员理论的一种修正和补充。由于情感研究往往把社会抗争视为一种非理性乃至社会病态的现象，这遭到许多学者的批评(Roger，1965；Oberschall，1972；McCarthy & Zald，1973)，他们认为应该抛弃怨恨、相对剥夺感等字眼，主张用利益、兴趣代替之，因为社会抗争从本质上来说是“政治性”而非“病理性”行为。由此，资源动员、政治过程、框架建构等成了西方社会抗争的主流话语。

　　在中国，社会抗争(中国语境下常被称为群体性事件)的研究起初主要是吸收和引进西方理论，所以研究成果集中于事件类型、成因、结果、预防手段等理性化方面，对情感的关注不够深入(孙静，2013)。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反思西方理论在中国环境下的适用性，尝试将研究视角从动员结构、政治机会、组织策略等转向公众情感。研究者发现，受政治参与渠道、政治容忍度、政治效能感等因素影响，中国的社会抗争遵循的逻辑并不是理性计算，而是情感动员。有学者用情绪共振、情感共鸣描述群体性事件的情感动员机制(朱力，曹振飞，2011)；有学者根据群体性事件的目的、特征和行动指向，提出了“社会泄愤”(于建嵘，2009)和“悲情抗争”(王金红，黄振辉，2012)的概念，共同揭示了“愤怒”与“悲情”在社会抗争的动员作用。

　　在网络时代，网络的匿名、离散、碎片、便捷特性很容易与非理性联系起来，尤其是中国网民结构呈现的“三多”特点——学生多、年轻人多、底层人群多，导致网络空间充斥着解构、恶搞与怨恨(胡泳，2008：311)，这折射出中国网络空间的传播生态。与传统社会抗争形式不同，网络抗争体现更多的是话语的竞争，尤其是在“压力型”体制下更是如此。由于舆论压力倒逼政府改革的现象时有发生，“围观就是力量”几乎成了网络行动的通用法则，由此，“以势抗争”取代了“以理抗争”和“以法抗争”，换句话说，谁能在网络上成功造势，谁就获得了主导权。情感动员的功能是把单纯的看客转化为紧密团结的集体行动者，促使原本极为分散的个体在思维和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而愤怒、同情和戏谑就是公众情感共鸣的最佳催化剂(杨国斌，2009)。

　　综观国内外研究，网络社会中情感动员研究虽然受到了部分国内学者的关注，但是，在研究抗争策略时，很少有人将谣言与情感动员结合起来。事实上，从中国的社会资源配置和公民政治参与现状来看，网络谣言正是情感动员最常见和最有效的手段。

　　(三)网络谣言的抗争策略与剧目

　　社会抗争最明显的特征在于具有清晰的抗争剧目，抗争剧目是人们为了追求共同的利益而一起行动的方法，它包括在成套的剧目库(repertoires)中选择何种剧目，反映了抗争者的策略。在蒂利(2010：23)那里，西方国家的抗争剧目主要以表演、演讲、静坐、示威等方式进行，它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化政治参与方式，反映了抗争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在民主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抗争剧目比较丰富，抗争表演的色彩较浓，但在低权能、非民主的政权下，斗争剧目较为单一，暴力程度明显较高。此外，蒂利(2012:89)还指出了社会抗争在网络时代的发展趋势，他认为网络抗争是身体缺位的虚拟表演，这种虚拟表演导致在参与广度上获得了关注，代价却是降低了参与的效度，因为登录一个抗争网页，可以轻易表示支持或反对，传统参与中所需要的勇气、精力都将大大降低。从蒂利的分析来看，他所选取的样本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他对社会抗争的研究自始至终没有脱离“理性主义”的视角，所以在互联网这一新生事物出现的时候，蒂利会对网络抗争表示出少许悲观。但是，如果转换一下思维，或许会发现蒂利所担忧的网络抗争“理性的式微”正好印证了“情感的高涨”，我们与其去质疑网络抗争的非理性，不如切换一下视角，把网络抗争的逻辑从理性路径转移到情感动员中来。

　　从中国的实际来看，由于制度化参与水平和民主发展阶段的不同，导致理性参与和制度化参与都显得先天不足，互联网常被人诟病的“隐蔽性”、“虚拟性”等特性，在中国反被认为是激活网络抗争的驱动力。吴洁(2012)按照互联网的特性把网络抗争剧目概括为黑客文化干扰、网络抗议、电邮炸弹、虚拟静坐等。谢金林(2012)将“抗争剧目”的概念运用到中国网络抗争中来，他把网络抗争剧目分为5种类型：(1)舆论谴责；(2)人肉搜索；(3)舆论审判；(4)网络恶搞；(5)线外集体行动。尽管谢金林的抗争剧目类型划分更接近中国实际，但是，他并没有注意到所有的抗争剧目中，都有离不开谣言的推波助澜，换句话说，谣言才是主剧目，其他类型只是谣言衍生出的次级剧目。根据谣言的功能—建构、表达、动员、参与等(Bordia & Difonzo，2004)，对应的剧目应该是虚构、泄愤、动员与抗争。再结合“以势抗争”的社会情境，抗争剧目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情境与身份再造、愤怒与悲情的营造、动员与舆论审判，具体的策略有：虚构身份与情境、围观与造势、舆论谴责、舆论审判、线下动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