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骆正林，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大数据时代对媒体最大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媒体的互动性、社交性、智能性增强，媒体融合、人机共生成为媒体发展的方向，社会大众在媒体内容生产中的作用不断加大。二是传统媒体、社交媒体日益成为重要的数据源，媒体产生的大量数据成为可观的社会财富；学界对数据库进行数据挖掘，将更加深入地揭开人类的信息传播规律和社会活动规律。大数据时代，中国媒体距离世界媒体的发展中心更近，中国人有机会参与媒体技术的改造和媒体业务的开拓。在创造性的活动中，中国媒体业界和学界可以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并在理论创新中确立起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学术自信。

　　大数据背景下，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的创新空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在政治传播领域寻求理论创新

　　前苏联的报刊理论曾经将报纸作为专政机关、暴力机关，是鼓动、组织群众的重要工具。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媒体与政治的关系，“笔杆子”曾被作为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上世纪40年代延安时期产生的党报理论，从制度上确立了报纸与党组织的关系。其后，在“相当一段时期的新闻学研究只限于学前苏联，学列宁、斯大林和革命导师的办报思想。代圣人立言，为圣经作传，不越雷池一步”。①改革开放后，媒体“耳目喉舌”的定位没有变化，但媒体的政治功能发生了变化，即媒体在注重宣传功能的同时，不断加强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功能。

　　新时期对舆论引导功能的强化，实际上反映出公民与国家关系的变化，即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参与公共决策的愿望日趋强烈，国家需要对公民参政议政做出反映、给公民参政议政提供机会。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得到放大，社会舆论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力不断加大。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过去所说的社会管理表述为“社会治理”，并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不仅是国家机关对社会的管理，还包括正确处理国家机关之间、国家与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新闻舆论，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密切的联系，都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②

　　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媒体是沟通政府和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因此，如何处理国家、公民、媒体三者之间的关系，成为我国新闻传播理论创新的一个突破点。过去我国媒体政治功能的发挥，主要是通过行政力量直接将媒体纳入制度管理的范围内，然后再通过行政命令直接管理、控制或制造舆论。然而，在大数据时代信息传播渠道快速裂变，各级党委和政府只有尊重人类传播规律，尊重媒体的专业性和职业性，才能更好地利用媒体引导社会舆论。

　　在现代社会治理的背景下，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有：研究政府的信息公开、舆情研判、新闻发布、危机公关和网络管理等课题，帮助政府协调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研究网络舆情、媒体审判、媒体伦理等课题，协调媒体与社会、公众的关系；研究公共外交、跨文化传播、国家软实力建设等课题，帮助融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

　　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是美国的战时需要和霸权企图推动的；或者说美国社会对舆论共识的需要，开创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美国传播学基本上走的是行政路线，很多研究成果直接提供给美国政府或利益集团作决策参考。新媒体的发展对中国的社会治理带来很大的挑战，因此近年全国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相当部分投入到了“政治传播领域”，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显然应该利用好政府资源，在政治传播领域为新闻传播理论做出更多的建树。当然，今天政治传播领域的研究不可能是为政治作注解，而是在保持学术独立的基础上发现政治传播领域中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