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972 年麦库姆斯和肖正式将大众媒介影响公众讨论的作用命名为议程设置功能之前，已经有许多人提过出类似的观点，例如李普曼 1992 年关于媒体是探照灯的比喻，诺顿·朗 1958 年关于报纸设置地方性议题的说法，以及科恩 1963 年关于报纸能够告诉人们思考内容的表述，等等。但我们认为，议程设置理论先驱的名单中至少还应加上传播学奠基人、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

　　一、拉斯韦尔：被忽略的议程设置理论先驱

　　罗杰斯 1994 年出版的《传播学史》似乎很想把拉斯韦尔作为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先驱来看待，但很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其中并无片言只字直接涉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该书第六章《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宣传分析》的最后一部分提到了李普曼和议程设置功能理论，并认为李普曼的《舆论学》表达了议程设置的基本思想，而科恩则提出了关于议程设置的有影响的比喻性说法。罗杰斯详细地分析了李普曼的脑海图像与身外世界不一致的观点，视之为议程设置研究的开始。同时，为了说明科恩的贡献，罗杰斯甚至提到了麦库姆斯在 1966 年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书店内买了一本科恩的《报刊与外交政策》。可是，自始至终罗杰斯都没有回答他自己所提出的那个问题：“ H ·拉斯韦尔的早期工作，特别是李普曼的早期工作如何最终导致有关议程设置的一种重要的传播研究？” ( E · M · 罗杰斯 ,2002 )

　　《传播学史》一书留下的疑问，在两年后罗杰斯与迪尔灵合著的《议程设置》中才得到了正面回答。这一次罗杰斯等人努力表明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是拉斯韦尔环境监视功能概念的延伸。他们写道：

　　拉斯韦尔（ 1948）提出了“社会组成部分在环境反应中的相互依存关系”的观点，即传播在社会议题的协调中发挥关键作用。他认为，大众传媒、民选官员、社会团体等各自具备互相关联的“关注框架”或关注各种问题的差异时段，而媒体在引导人们关注对象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指出，其结果是媒体、团体、民选官员、公众同时关注某些议题，进而形成某种依存关系。上述见解被麦库姆斯和 唐纳德·肖（ 1972） 共同定义为“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 ( Dearing,Rogers,2009 )

　　比较罗杰斯两本著作的行文风格，可以认为《传播学史》一书文学色彩过于浓厚，在发掘趣闻轶事上花的功夫太多，而《议程设置》则属于严肃的学术著作，文字平实，论证有力。因而《议程设置》中关于拉斯韦尔在议程设置理论诞生过程所起作用的说法基本上是可信的。更为重要的是，罗杰斯和迪尔灵的观点也得到了议程设置理论创始人之一唐纳德·肖的证实。与麦库姆斯高度强调李普曼对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贡献不同，肖多次明确提到拉斯韦尔并非常肯定地把他视为这一理论的先驱。

　　1975 年，肖提出，“拉斯韦尔曾经将报刊喻为神经系统的类比极具启发意义：人体神经系统可以感知异样和危险的警示，具备将各种感官与功能构建为整体的力量；报刊具有向它所服务的公众提供社会早期警报，并将社会各种功能链接为和谐整体的能力”。 ( Shaw & McCombs,1977 ) 1992 年肖写道，“拉斯韦尔亦是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先驱”。 ( Shaw & Martin,1992 ) 2001 年肖再次强调，“拉斯韦尔的报刊能够凝聚社会注意力的观点是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重要部分”。 ( Shaw & Hamm,2001 ) 尽管肖对拉斯韦尔在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形成过程中的具体作用说得不是很清楚，但拉斯韦尔作为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到议程设置理论之间的重要环节是可以确定的。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理论上的联系一直为传播学史著作和议程设置理论学术史的论述所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