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歌手姚贝娜因乳腺癌复发，2015年1月16日病逝于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年仅33岁。弥留之际，她做出捐献自己眼角膜的决定。就在大家为失去这样一位年轻歌者而心痛哀悼之时，某报记者进入太平间对逝者遗体拍照。此举引起姚家人及公司同事的强烈愤慨。

　　虽然照片当时就被勒令删除，但是侵害死者人格权、隐私权的记者偷拍行为，还是受到公众舆论的谴责。这一事件凸显了一些新闻人忽视的新闻道德与伦理问题。现行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是中国记协在1991年制定的，后经历了1994年、1997年、2009年三次修订，虽然最近一次修订增加了“不揭个人隐私”、围绕隐性采访问题做出了否定性表述，但是如今已经过去了6年。特别是这个准则没有涉及新闻伦理规范问题，很多新闻人在新闻道德与伦理问题上仍一头雾水。西方一些诸如《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伦理规约》等专业性规范，确实值得我们积极借鉴、消化吸收。

　　新闻界包括社会上一些人存在一个认识误区，以为娱乐新闻就是八卦，娱记就要走狗仔队路线，而且八卦新闻、狗仔队扒粪报道能上头条、名利双收。而这一切，都被诉诸所谓“名人无隐私”、“人民需要娱乐”等冠冕堂皇的理由。

　　很多新闻都关乎他人的痛苦，新闻写作应该是人性写作。现在许多媒体人喜欢讲新闻专业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说教，听不进去，他们崇尚西方所谓的新闻自由，甚至对“帕帕拉佐”趋之若鹜。实际上，从来没有不涉及道德的新闻写作。所有的记者都应该是伦理学家。法国专栏女作家杜拉斯的这一观点和美国著名摄影评论家桑塔格的看法是一致的。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好的新闻，要关乎他人的痛苦。她说：我有一种道德感，不是因为我是一名作家，而是因为我是一个人。

　　年轻的新闻人，尽管未必具备很深厚的职业素养，但是应该在事实与效果、“刺激”与“精彩”、独家与慎独间确立取舍标准。这个标准很简单，就是换位思考，应该审慎、理性地推己及人：如果姚贝娜是你的亲人，你的手还能按得下去快门吗？

　　在新媒体时代，新闻的标准在逐渐弱化，从业者的门槛一再降低，职业底线被一步步突破，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媒体之所以不同于自媒体，恰恰在于公信力和美誉度。不少媒体在转型冲动中迷失自我，开始走下坡路，敲响媒体丧钟的不是自媒体，可能恰恰是把自己等同于自媒体的媒体，把自己等同于狗仔的媒体人。

　　在灾难和死亡报道领域，“知情同意”是美国新闻界普遍采用的原则。这一概念源于医学领域。原指让患者理解医疗机构诊疗、护理的内容和程序，权衡利弊得失，对诊疗方案做出评价，根据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做出决定。新闻报道中的“知情同意”，指记者有责任向被采访者详细告知有关细节，包括表明自己的单位，告诉采访对象如果接受采访会有什么后果，有哪些益处，可能存在哪些风险。

　　在《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也有类似的要求：要通过合法途径和方式获取新闻素材。新闻采访要出示有效的新闻记者证。

　　也有一些同行会说，你说的这些都是正常采访，对暗访并不适用，对名人更没用，因为他们通过名气赚了很多钱，他们就应该像生活在玻璃缸里的鱼。

　　实际上，法学上对暗访一直存有争议，大家普遍能接受的前提是：该事件涉及公众利益，并且不采用暗访就没有其他手段。显然，跑到太平间去偷拍死者遗容，并且因争执对视网膜摘除手术造成延误，和这些前提风马牛不相及。

　　在意外及不幸事故发生后，记者侵扰一些因该意外或事故而悲伤的人（主要指丧亡者亲友），被称为“侵扰悲痛”。具体可分为两部分，即信息采集环节的侵扰和信息呈现环节的侵扰。经常采用的侵扰方式如下：1.使用欺骗或强制手段进行采访；2.强行打开被采访者的痛苦记忆；3.报道内容失实；4.报道风格冷漠或轻佻；5.图片使用和文字描述过度刺激。这些，都可以概括为“残酷呈现”。

　　我们是准备以知情权为名，披着新闻自由的外衣，行冷漠、无情之事，还是对某些事情表现出些许的同情？我希望同情能够冲淡那些所谓的新闻价值，因为泯灭人性的新闻毫无价值。

　　（作者为大众网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