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该表可以看出，留日学生是从1900年开始出版期刊的，④1900年、1901年、1902年各出了两种；1903年出现了第一次高潮，达11种；1904年和1905年有所回落，分别为7种、6种；1906年起出现了第二次高潮，达11种；并于1907年达到顶点，为25种；1908年有所减少，但仍然高达14种；1909年至1911年继续减少，分别为7种、7种和3种。如果从各年实际保有的种数来看，则大约为：1900年2种，1901年4种，1902年3种，1903年12种，1904年11种，1905年8种，1906年14种，1907年32种，1908年24种，1909年10种，1910年11种，1911年8种（见图1）。各年的增减，主要和留日学生人数的增减相关，如1903年留日学生由1902年的570多人增加到约1300人，1906年和1907年留日学生又由每年数千猛增到每年上万人，1909年降至3000人。⑤此外，留日学生团体的成立和国内报刊的发展也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如1908年后留日学生期刊的减少，除了因留日学生人数减少外，还因为不少留日学生回国后纷纷办报，国内的报刊已经发展了起来。

　　如果划分阶段，则1900年至1902年为起步阶段，1903年至1908年为活跃阶段，1909年至1911年为相对减少阶段。

　　辛亥革命时期留日学生期刊的特点 

　　和其他种类报刊相比，辛亥革命时期留日学生期刊有一些明显的特点。 

　　在出版方面：一，这些期刊都是以留学生团体或杂志社的名义出版的，⑥有的还自称“机关报”，由留学生课余自愿编撰，是同人刊物、学生刊物。二，由于留日学生主要集中在日本东京，故绝大多数（92种）是在东京出版的。三，由于是课余办刊，财力又有限，再加上书册式杂志可以像书籍一样在一段较长时间里辗转传阅，所以，留日学生所办的均为杂志，没有报纸；除《衡报》等外，多为近似大32开、16开大小的书册式，多为有图画、论说、各学科知识、时事及时评、文艺等栏目的综合性月刊。四，由于经费支绌，办刊骨干流动性大，再加上清政府和日本当局的压制，这些期刊大多出版时间不长，多数只存续了一年半载，有20余种只出了一两期，超过一年的仅约有9种。由于言论激烈，还至少有6种是被日方查禁或被迫停刊的。五，除了在日本、东南亚、欧美等海外发行外，多数期刊主要向国内发行，在海外和国内多地设有代派处。如《湖北学生界》除在武昌、上海、日本横滨分设总发行所外，在上述三地和北京、天津、湖南、浙江、江西、四川、江苏、广东、山西、直隶等地设立了30多个代派处。六，版面编排已经普遍栏目化，而且摈弃了国内报刊首设“谕旨”、“章奏”的陈规，栏目多，内容新，走在了国内报刊的前面。七，因为大都是在日本印刷的，所以封面、版式、用纸和装订等都告别了线装书式而采洋式，不少在扉页刊有照片（以静态的人像、景观、事件场景为主）或图画，其中有的是彩色的，在出版业务现代化方面也领先于国内期刊。

　　在内容方面，最基本的特点是以传输新知识为主。 

　　以前有些书籍和文章，常说辛亥革命时期留日学生期刊多是为了宣传革命或改良而创办的，并把大多数是政治性刊物和革命刊物作为留日学生期刊的主要特点。实际上，多数留日学生期刊都以大部分篇幅刊载知识性文字，按学科设立了多个栏目，是以传输新知识为主的期刊。这在留日学生期刊自揭的宗旨中体现得很清楚。如“专以输入文明、增益民智为本”（《游学译编》）、“以传播新学知识于清国国民为宗旨”（《日新学报》）、以“输东西文明，开内地风气”为宗旨（《直说》），以“提倡爱国精神，浚瀹普通知识”为宗旨（《关陇》）等。仅据笔者查阅到的，明确把传输新知识奉为宗旨或宗旨之一的期刊就有33种，在已查到宗旨的期刊中是最多的。

　　这些宗旨中所说的“文明”、“新学知识”，是指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内的西方、日本的“一切有用之学”。由于留日学生以学文科的为主，留日学生期刊传输的“文明”多偏重于社会科学，包括各种政治、思想学说，但“其第一义日不尚空谈”。它们都紧密地联系中国的实际，把传输新知识和救国相结合，将其上升到了比“兵战”、“商战”更为根本的“学战”的高度。如《湖北学生界》认为：“同人为是学报也，⑦以为今日言兵战，言商战，是谓导水不自其本源，必终处于不胜之势。且吾侪学生也，输入文明与有责焉。与其学成归国，濡滞时日而后转述于国人，何如旋得旋输，使游学者不游学者日征月迈，同为平等之进步。”⑧因此，传输新知识成了多数留日学生期刊的基本使命和宗旨。

　　留日学生期刊传输新知识的基本方式是译载日文教科书、讲义、其他日文书籍和日本报刊文章，后来也有少数英译。不少期刊以译文为主，⑨刊名中带“译”字的有3种，已知辟有“译丛”、“译述”、“译件”等专栏的达24种。其实，除4种讲国学的期刊外，留日学生期刊中的知识性文字，即使没有注明，也多系译文或者是编译。不少论说也译自日本报刊，即使是自撰的论说，也含有不少编译的成分。

　　由于20世纪初年以前，中国还没有普遍开展新式教育，大部分留日学生在进日本大学前，需要从补习中学基础知识开始。因此，留日学生期刊所设的知识性栏目相当广泛，既有“普通学”栏目，也有专科栏目，包括介绍西方自由民主学说的“学说”等栏目，连革命期刊也是如此。如《汉声》设有“军事”、“实业农学”、“实业商学”、“经济”、“理科”、“算学”等专栏，《鹃声》设有“宗教”、“教育”、“政法”、“经济”、“历史”、“地理”等专栏，《二十世纪之支那》设有“学说”、“政法”、“历史”、“军事”、“实业”、“理科”、“丛录”等专栏。在留日学生期刊中，有7种在刊名中自称“学报”，有《法政杂志》、《教育》、《卫生世界》、《农桑学杂志》、《海军》、《铁路界》、《中国实业杂志》、《音乐小杂志》等30余种是专业期刊。⑩不讨论专业知识的专业性期刊则很少。

　　在中国，利用报刊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是由欧美传教士所办的报刊肇始的，但这些报刊的宗教色彩和主办者的洋人身份限制了它们的广泛传播。戊戌变法期间，维新人士也办过一些传播西学的报刊，但这些报刊的主编者，除严复等少数外，多未出过国、留过学，报刊上的西学多编选自外人已出的中文书报，有的出版已久，有的东鳞西爪，不够系统，变法的旋即失败和传统教育体制的制约，更使其未能得以普及。而留日学生期刊传输的各学科知识，多是日本从西方舶来的，经过了日本学者的选择与消化。其中半数是日本各学校正在使用的讲义，是在日本各学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边学边译的，（11）并以按语等形式“间附己意”，“可以自修”。而选自其他书籍和报刊上的内容，则经过留日学生本着“务适于我国民之用”的精神，“编选择尤”。（12）因此，留日学生期刊传输的各种知识，都是当时日本通行的、基础性的，又经留日学生以学习者的身份体验过的，比传教士报刊上的更新近，比维新报刊上的更直接、更系统，更适合中国学生学习，比同期的国内报刊也领先了一步。在20世纪初年新式学堂纷纷开设、适用教材及教辅读物缺乏的情况下，留日学生期刊正逢其时，深受初到日本的留学生和国内众学堂、学子欢迎。如《浙江潮》每期印5000册，有的期还重印了多次。留日学生期刊的不少内容还被国内报刊、书局转载或吸收，对中国教育、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留日学生期刊内容上的第二个特点是重视论说。 

　　大多数（已知有60种）留日学生期刊设有“论说”栏目。（14）而且一般都在图画之后，位列全刊文字之首。其中有一些在篇幅上也是以论说为主的，如《中国新报》，往往同时发表“论说一”、“论说二”、“论说三”等多篇论说。期刊的政治倾向，在论说中体现得最为直接。

　　虽然有的留日学生是“纯为利禄而来者”，[4]但大多数留日学生既有个人功利之心也怀有爱国救亡思想，到日本后，他们眼界大开，切实感受到中日间的差距，爱国情怀与意识比在国内时更加强烈和自觉，急切地要求改变祖国的现状。通过学习，他们中有才华、有思想的佼佼者，出于可贵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精神，“挟最新之学理，凭最新之思想”，（15）以“革新之健将”（16）为己任，创办刊物，发表论说，纵论时局，大声疾呼爱国救亡，围绕中国的改革这一共同话题，各抒己见。但在如何改革上，有的认为清政权已不可救药，放言排满革命；有的主张渐进，鼓吹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有的着眼于某一方面，主张发展教育、实业等。后来的研究者主要根据这些论说，将留日学生期刊分别定性为革命期刊或改良期刊。这种定性只是倾向上或大体上的，实际上，所谓“革命”期刊的论说中不乏改良之论，所谓“改良”期刊的论说里也间有激烈之言。而无论革命还是改良，都主张发展实业、改革教育等，故不能将提倡发展实业、教育、农桑、铁路、卫生、体育、音乐等的论说，都简单地说成是鼓吹改良。

　　总的来说，留日学生期刊富有新知，思想活跃，站在了时代的前列，过半具有革命倾向，有的就是革命团体的机关报。《开智录》、《国民报》等早期留日学生期刊的有些论说，就主张“杀身以易民权，流血以购自由”，（17）已经颇带革命色彩。从1903年下半年起，受清政府压制拒俄、拒法爱国运动的刺激，《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等期刊的论说，由宣传爱国，进而激烈抨击清政府，公开倡言革命。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带领下，不少留日学生期刊的论说又把矛头集中到批驳改良派反对革命的言论上，使革命舆论在留日学生中占了上风。

　　留日学生期刊内容上的第三个特点是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 

　　留日学生期刊中，以省名命名的达22种，它们是由该省留日同乡以同乡会的名义出版的，其中第一个以省命名的是《湖北学生界》。还有不少虽然刊名中没有省名，如《游学译编》等，但也是由同一省的留学生主持的。这些期刊以本省人为主要读者对象，特别是以本省未能出国留学的学子为基本对象。刊物中大量刊载各科知识和日本见闻，是为了“游学者与不游学者，日以学术相责”（18），言论也常着眼于本省之事，有些还开设专栏，专门记载和讨论本省的情况与兴革。如《江苏》从第3期起，以平均每期十多页的篇幅，刊登江苏省情况的调查资料和调查报告。这些期刊从编撰者到内容，都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

　　地域色彩浓厚的留日学生期刊，集中出现过两批。第一批是1903年前后由各省同乡会出版的，第二批是从1906年起由同盟会各省会员主持出版的。从1902年年底起，随着人数的增多，留日学生纷纷按省份组织同乡会，出版会刊。重视乡缘，在异地他乡组织同乡会是中国的传统，但在爱国和民主思想的影响下，留日同乡会在传统的联谊互助之外，被赋予了组织起来、共同救国的新使命。他们认为“国之存亡，要以能群不能群为断。而欲成大群，又必集合小群相联结”，同乡会就是集群之始。同乡会刊物宣传爱家乡，是因为“吾言爱国，必自爱乡始”，“今同人以爱江苏者爱中国，各省亦竞以爱其本省者爱中国，驯致齐心一致，以集注于爱国之一点”。（18）所以，留日学生办的这些地域色彩浓厚的期刊，是一个群体。单独地看，其地域色彩似乎是种局限，但作为群体，地域色彩却是一种切合实际的分工，反而使刊物更具特色，更有亲和力，更利于向国内发行。

　　以上是辛亥革命时期留日学生期刊在出版和内容方面的一些主要特点。以往的有关研究和论述，除了对出版方面的某些特点较少留意外，对内容方面的特点，也过于偏重政治性与革命性，特别是对辛亥革命时期留日学生期刊的一个最基本的史实，也可以说是最大的特点，尚没有明确指出，即辛亥革命时期的留日学生期刊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学生报刊，是中国第一批学生报刊的主体。

　　所谓学生报刊，是指由在校学生或学生团体主办的报刊。1900年以前，中国没有学生报刊，虽然出现过《翰声》、《学塾月刊》、《利济学堂报》、《湘学报》等学堂办的刊物，但都是校方主办的，是校刊。辛亥革命时期，留日学生期刊开了中国学生报刊的先河，在它们的带动下，1903年4月国内开始出现学生报刊，第一份是上海爱国学社学生团体童子会主办的《童子世界》。但直到武昌起义前，国内学生以及欧美中国留学生办的报刊不多，多数学生报刊是留日学生主办的。学生报刊是中国近代报刊的有生力量，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直到解放战争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其中，尤以辛亥革命时期的学生报刊影响最为卓著，因为该时期国内其他报刊相对不多。

　　辛亥革命时期留日学生期刊是中国第一次留学潮的产物，它们“冀以留学所得贡献母国，以为海外文明之渡舟”，（19）本着“灌输新知识”、“开民智”、“提倡爱国精神”、“传播革命思潮”、“改良社会”、“研究专门学术”、“普及教育”、“提倡实业”、“提倡自治”、“饷普通人民以法政之知识”、“恢复女权”等宗旨，（20）传播新知识与新思想，既有世界视野，又具时代精神，成为中国一代学子的时新读物和意见领袖。它们和《中国日报》、《大公报》、《苏报》、《京话日报》、《时报》、《民立报》乃至《申报》等其他许许多多报刊一道，加快了中国近代文化与文明的建设，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总体上为政体的革故鼎新作了思想、舆论准备。对孙中山先生所称赞的“鼓吹之功”，它们受之无愧。

　　注释： 

　　①本文为“留学人员与辛亥革命暨第二届中国留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②“报刊”是报纸和期刊（杂志）的统称。由于辛亥革命时期留日学生所办的均为杂志，没有报纸，故本文将其总称为期刊。另，“刊物”因容易被误解为包括小册子等书籍，故本文也谨慎使用。

　　③按图书馆报刊编目之例，更名后另作一刊；增刊亦计为一刊，但仅收了《旧学》一种，另一种《滇粹》未收。另，表中的个别刊物是否是纯粹的学生期刊，还有待进一步发掘资料，加以确定。

　　④1898年12月23日创刊的《清议报》，也有留日学生参与编撰，但学术界多将《开智录》称为第一种留日学生刊物。《开智录》铅印本始于1900年12月22日，此前曾出了3期油印本，但已无存。冯自由曾回忆说《开智录》创刊于“已亥年冬”（1899年11月3日——1900年1月30日），故后来有《开智录》创刊于1899年之说。

　　⑤据李喜所主编《中国留学通史·晚清卷》（第235页），各年留日生人数为：1900年161人，1901年274人，1902年570多人，1903年约1300人，1904年2400多人，1905年8000多人，1906年12000-13000人，1907年约10000人，1909年降至3000人，1912年减至1400人。

　　⑥杂志社本身也是一个小团体。

　　⑦《湖北学生界》的主持者自称“同人”，并将该刊称为“学报”。

　　⑧《叙论》，《湖北学生界》第1期，1903年1月。

　　⑨如《游学译编》第1期《游学译编简章》中说：“全以译述为主”，“所译以学术、教育、军事、理财、时事、历史、地理、外论为主；其余如中外近事，各国现今之风俗习尚，材技艺能，无论书报，择其尤者，由同人分译”。

　　⑩其中未计入《留日女学会杂志》、《白话》等妇女、白话期刊，也未计入《汉风》、《教育今语杂志》等国学期刊。

　　（11）如《直说》第1期《创办直说简章》中说：“课余之暇，各由所习，分任译事”。

　　（12）《浙江湖》第1期，1903年2月。

　　（13）也有的称“社说”、“论著”、“论丛”。

　　（14）攻法子：《敬告我乡人》，《浙江潮》第2期，1903年3月。

　　（15）李书城：《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第2期，1903年2月。

　　（16）《中国灭忙论》，《国民报》第3期，1903年7月。

　　（17）杨度：《游学译编序》，《游学译编》第1期，1902年12月。

　　（18）《江苏同乡会创始纪事》，《江苏》第1期，1903年4月。

　　（19）《江苏同乡会创始记》，《江苏》第2期，1903年5月。

　　（20）以上所引，均出自各留日学生刊物的宗旨，因为数较多，未一一注明。

　　【参考文献】 

　　[1]孙中山.《新国民》杂志序[J].孙中山全集(第二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2，431.

　　[2]孙中山.对粤报记者的演说[J].孙中山全集(第二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2，348.

　　[3]李喜所主编，刘集林等著.中国留学通史·晚清卷[M].广州：广州教育出版社，2010年9月，251-253.

　　[4]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45)[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