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Political Negotiation? Pressure of Public Opinion·Politics News Research on Paper Warfare between Ta Kung Pao and Xinbua Daily in 1945

　　【作者简介】刘继忠（1977—）男，山东嘉祥人，南京师范大学讲师，新闻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新闻史。

　　【内容提要】围绕着战后中共政策，《大公报》与《新华日报》在1945年11月展开了一场著名论战。这次论战让《大公报》背上“小骂大帮忙”的政治标签。本文深入分析了这场论战的前因后果，认为引发论战的《质中共》一文可能是大公报与国民党高层“合谋”的产物，《新华日报》尖锐反击的根源在于《质中共》触动了中共在国共谈判中的最痛处。这场论战本身既是国共政治谈判的插曲，又是这一时期时政新闻生产的缩影。

　　【关 键 词】国共谈判 与大公报论国是 笔战

　　1945年11月20—21日，《大公报》重庆版刊发社评《质中共》（下称《质》文）对中共抗战后的政策首次发难，《新华日报》刊发《与大公报论国是》（下称《与》文）尖锐回应。围绕着战后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的政治主张，两报展开了抗战后的首次正面交锋。此次笔战持续时间不长，却对《大公报》的历史评价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文作为中共首次将大公报定性为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的“政治敌人”的最早文献，常被人引用，其中引用最为频繁的是《与》文中的最后一段话：“在若干次要的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基本立场”。《大公报》对国共两党的“骂”与“帮”问题，是争议不休的学术焦点，对这场争议目前虽尚无定论，学界总体倾向是认为“小骂大帮忙”是中共“硬加给”[1]新记《大公报》，并逐步做牢的一顶带有历史污名的政治帽子，《与》文是“硬加给”这一过程的开端。但对于中共为何“硬加给”的原因，论述多语焉不详。基于此，深入探究《大公报》（重庆版）与《新华日报》论战的前因后果，考查《质》文出笼的背后因素，及中共尖锐批判的策略，有助于“同情之理解”中共为何要“硬加给”《大公报》这顶政治帽子。

　　一、《大公报》刊发《质中共》一文的动机考

　　《质》文在当时舆论环境下确实是《大公报》对国民党“大帮忙”的有力证据，这一点已是学界共识。问题是，这种帮忙是《大公报》自愿的“主观帮”行为还是被迫、被诱惑的“客观帮”行为，即《质》文是《大公报》自愿刊发还是被“授意”刊发或是二者结合的产物。对此鲜有人深入考辨。王芸生有写日记的习惯，但王1940年的日记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其忍痛烧掉，故这一真相因珍贵史料的遗失也许是永远的谜。史学家傅斯年在论述“本事与旁涉”的关系时说：“然若旁涉中的证据不止一件，或者多了，也有很确切的事实发见。”[2]故检视1945年8—11月期间《大公报》的社评，蒋介石集团与大公报的历史渊源与当时关系，及王芸生对抗战后的国共两党的认知等，也能探究史实的真相。综合考虑，笔者认为《质中共》虽出于王芸生之笔，却极有可能是国民党高层、大公报社及王芸生个人等多重力量“合谋”的集体产物。

　　国民党方面，存在授意、诱惑大公报刊发《质》文的重大嫌疑。主要证据有七：1）《大公报》是拥有10万份发行量的民间舆论重镇，其社会影响力既超过《中央日报》也胜过《新华日报》，该报在知识阶层中的影响力不容国共两党轻视。故国民党绝不会完全放手，必会以各种手段约束，利用《大公报》这块“烫手”的金字招牌，达到不让其“添乱”，乃至有所“帮忙”的目的。抗战前，蒋介石通过对张季鸾施予个人恩惠，授予吴鼎昌官衔等方式，让张季鸾自觉地做到“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3]的职业自律。在“九·一八”事件、“七·七”事件及抗日战争中，《大公报》都帮了蒋介石不少“大忙”。故战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谈判，针对中共的宣传攻势，及《中央日报》等“党媒”社会信誉的丧失，蒋介石集团存在利用《大公报》达到其宣传效果的主观意图。对此，张道藩、王世杰等国民党新闻官员及蒋介石等都心知肚明。“针对新华日报及展开特种宣传事宜”，蒋介石甚至下谕“即创办中华晚报迅速出刊”，中央宣传部研究后，决定拨付《新蜀晚报》开办费60万元，每月补助费一百万元，让其“以民间报纸名义及姿态开斥中共失谬说”。[4]2）“授意”或“诱惑”乃至“压迫”民营报纸，达到舆论分流是国民党的惯用手法。“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通过于右任授意张季鸾主张“缓抗”；1941年春的中条山事件，陈布雷授意张季鸾，让王芸生撰写社评《为晋南战事做一呼吁》抨击中共，这些行为，均在利用《大公报》达到其宣传目的。3）张季鸾去世后，陈布雷致函王芸生，极力拉拢王芸生。王芸生曾描述道：“从此王芸生和陈布雷的接触多了，王凡遇重大问题或对蒋介石有什么意见，都找陈布雷询问或请其陈述，以后王芸生的文章虽有多次冲撞了蒋介石，甚至一次受到停刊三天的处分，而未闹到完全决裂，是蒋介石对大公报有所顾忌，其中也还有这些人事关系。[5]4）1945年初，胡政之为创刊香港《大公报》向国民政府申请了20万美元的官价外汇，为国民党介入《大公报》提供了“把柄”。抗战后，国民党强化了对民营报刊的管制，《申报》、《新闻报》等民营大报均被国民党“劫收”。故《大公报》在抗战后在上海、天津等地复刊进展情况受制于国民党是否“配合”。5）“在抗战结束前后，政学系势力发展到巅峰，蒋介石的重大内外决策，几乎都是政学系参与制定并执行的”。[6]张群、王世杰、熊式辉、张嘉璈等都是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参与国共谈判。吴鼎昌参与了电邀毛泽东来渝谈判的谋划，王世杰时任外交部长，参与了中苏谈判等。与政学系关系密切的《大公报》受到政学系的遥控或事实引诱就很正常了。6）《质中共》的“标题”与观点不宜在《中央日报》刊发。作为党国喉舌的《中央日报》此时刊发语气如此强硬的《质中共》，将会招致中共反击，美国不满，乃至成为中共在国共谈判桌上攻击国民党的“把柄”。其佐证是，大公报刊发《质中共》社评后，中央社向全国发了通稿[7]，《中央日报》、国民党控制的《申报》、《新闻报》均未见刊发；《新华日报》刊发《与大公报论国是》后，《中央日报》、《申报》、《新闻报》均未直接反驳，目前仅发现《民声》周刊第7期刊发了质疑《新华日报》的社评：《与新华报论国是》。7）《大公报》向来重视社论的时效性。《质》文的观点、主要材料大都失去了“时效性”，有“应景”刊发的嫌疑，此为《大公报》“授意”或“被迫”刊发的最大嫌疑。《质》文抨击中共的重要依据是“日本宣布请降之初，延安总部发布的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查该命令是针对蒋介石要十八集团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的当日，即1945年8月10日，由毛泽东起草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出要“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接受日伪军占领区。据邓野解读，“这道命令的要点在于，将中共的行动依据直接与波茨坦宣言挂钩，以波茨坦宣言的名义绕过蒋，并以盟军的名义迫使日军向中共交防”，达到“抢先将日占区及其1.6亿人口整体划入中共名下，从而构成解放区与沦陷区2.6亿人口，对国统区1.9亿人口，这样一个二分天下的格局”。[8]10天后，蒋在电邀毛泽东赴渝兼答复朱德所提要求的电文中粉碎了朱德命令的“法理”依据。电称：“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并称朱电是“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9]电文以“盟军总部所规定”否定了朱德命令的合法性，使中共意识到以武力争夺日伪区不被盟军所支持，毛泽东亦变有条件谈判为无条件谈判。故在8月20日至8月29日毛泽东来渝之前，是《大公报》抨击朱德命令的最佳时机，但检视这期间的《大公报》并未发现有直接抨击朱德命令的社评[10]，重庆谈判期间《大公报》主张保持“一个能使毛先生到来的空气与环境，凡是可能刺激感情的言论与宣传，各方面都应该持重莫□。[11]直到11月20日，《大公报》才刊发社评《质》文，结合国共之间的最近的军事冲突的“事实”，以背景材料的方式抨击朱德命令，并重提毛泽东谈判期间的老观点：要“政争”不要“兵争”。

　　在《大公报》及王芸生方面，亦有主动刊发《质中共》的动机。1）王出身贫寒，1926年间曾是“跨党”党员，后被“四一二”政变吓怕，于1927年6月公开刊登启事“谢绝政治活动，惟从事著述”。与徐铸成比，王芸生保守、中间偏右一些。据徐回忆，王芸生对徐铸成主持沪版《大公报》的激进态度表示不满，曾私下对胡政之说，徐铸成“一面拉着《文汇报》不放手，一面极力推着《大公报》向左转”。[12]王在战后主导的《大公报》社评方针基本延续张季鸾所确定的“国家中心论”，“不碰蒋先生”。2）内战爆发前，《大公报》断定“国民党不可能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可能推翻国民党”，故其社论“既骂国民党，又骂共产党，措辞激烈，火气旺盛”[13]，要求两党协商解决政争，共建民主宪政[14]。检视1945年8—12月份的重庆《大公报》社评，基本遵循了这一言论立场。即在国共关系上社评态度是既倾向又怨恨国民党，既打压又同情共产党，对美国寄托厚望，对苏联蕴含敌意。在此言论立场与态度下，偏右的王芸生是有可能在听到政学系的国共谈判内幕后，独自撰写尖锐的《质》文并刊发的，当时《大公报》虽有社评委员会，有李子宽、张琴南、费彝民、许君远、贺善徽、李侠文、萧乾等多位社评委员，但“在国内问题中，凡重要的多由王芸生亲自执笔，李侠文、贺善微分担一部分”。[15]3）1957年“反右”运动中，《质》文是王芸生的一大历史罪证。但目前尚未发现史料证明，王辩解《质中共》是他被国民党“授意”或“施加压力”而写的。王芸生、曹谷冰在60年代撰写的《一九二六至一九四九年的旧大公报》对此事一笔带过，未交待更多细节。可见，王芸生有撰写《质》文的主观动机，其目的可能是以舆论压力迫使中共在当时“边打边谈，边谈边打”的国共博弈中能为建设民主宪政国家而主动牺牲政党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