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21世纪全球化的图像时代，电影明星早已渗透大众文化的诸多层面，从书刊的封面、插图，街道、地铁的招贴，到电视、网络的影像，明星不停地为商品、政治，也为自己做广告，其“广而告之”的特殊魅力似乎无所不在、无处不灵。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就是一个众星拱月、皆大欢喜的明星、名人（从电影到体育、媒体、政界）的表演。然而，与日常生活中见多不怪的追星现象相反，明星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却起步甚晚，明星的象征意义也不如人们想象得那么不言而喻。

　　2005年5月美国《新闻周刊》的封面女郎是章子怡，目的是吸引英文读者思考这么一个政治问题：“中国是下一个世界超级大国吗？”青春靓丽的女性形象配上背景中北京的长城和上海的东方明珠，章子怡就这么成为西方主流媒体心目中代表“新中国的面孔”，但这个新的中国形象（女性）所代表的是什么？与以往的中国形象有什么差异？在西方了解中国的历史中，中国与外国的明星所扮演的又是什么样的角色？显然，明星研究所关注的类似问题不单涉及娱乐消遣，也不仅限于大众文化。经过30年的发展，明星研究在西方已成为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全面考察电影、艺术、文化、社会、政治、经济、传播之间错综复杂的问题。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推出“明星研究”翻译丛书，对于发展中国电影与文化研究有着积极意义。戴尔（Dyer）的《明星》1979年由英国电影研究院出版，公认是明星研究的开山之作。戴尔推崇“社会符号学方法”（sociosemiotic approach），研究作为互文本（intertextual）产品的明星形象，通过社会学与符号学的双重视角，探索明星生产的媒体、文化机制，既仔细阅读电影文本，又广泛分析意义的生产与流通过程，由此将产业与文本、电影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戴尔的方法首先预设明星文本的多重意义，因为明星的生产、流通和接受本来就是一个多元的过程。戴尔提出“结构的多重意义”（structured polysemy）这一中心概念，研究在什么语境中明星意义的哪些方面被彰显、夸大，或被掩盖、替换。通过论证明星形象本来就是一个充满矛盾、意义含混的文本，戴尔的研究跨越了以往的新闻体或印象式的明星传记、宣传写作，将明星从神话范畴纳入学术视野，为明星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巴特勒（Butler）指出研究好莱坞明星制度的三个主要方面：明星生产（经济、话语结构）；明星接受（社会结构、主体性理论）；明星符号学（互文本性、结构的多重意义）。巴特勒的研究框架提醒我们要重视中国电影史中明星制度的建立（如1920年代和1990年代）与替换、缺席（如17年电影、台湾新电影），以及媒体、文化的话语实践对明星的宣传与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