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西周礼乐文献虽然产生于宗教仪式之中，却能在仪式之外继续发挥着规范、鼓励、教诫、交流等作用。随着宗教意识的渐趋淡薄，文献代替礼仪，成为一种有权威的话语方式，纯粹的教化文献开始出现了。

　　西周周公制礼作乐，按王国维的说法，是为中华民族规摹了“万世治安”。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经典，如《尚书》、《周易》、《诗经》、《周礼》等文字文献，还有地下出土的实物文献，共同承载了礼乐的记忆。凭着这些文献，我们可以遥想上古钟鼓和鸣、磬折垂佩的盛况，可以缅怀圣贤手辟鸿蒙、独振木铎的匠心，也可以理解中华民族发展之历史必然。

　　制礼作乐的内涵

　　周公作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在灭殷过程中有着征伐之功，此外，他还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开始制礼作乐活动，目的是要开启一个异于殷商的属于周朝的新文化纪元。

　　始于周公的制礼作乐，实际上是一场由宗教礼仪到政治制度、文化形态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模式。在礼仪层次上，以祖先和自然神祭祀为起点，推至各类社会礼仪，逐步形成了包括祭祖、册命、征伐、朝聘、农耕、乡饮酒、婚丧等礼仪性规范；在制度层次上，以宗法和分封为大纲，逐步确立起了新的家国一体的政治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承继、官僚、会盟、服色仪仗、历法等制度体系；在意识形态层次上，以“克自抑畏”为起点，倡导反省和忧患意识，褒扬德、敬、谦、俭、义等人格品质。这一切，构成了礼乐文化的基本内涵，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制度文物”。

　　周公变革的主要方法是“神道设教”：一方面创建具有周民族特点的宗教乐舞、卜祭方式、政教仪式、宗族典礼等；另一方面，通过宗教性仪式、观念、话语，构建出新的社会意识形态、政治伦理和各种制度。也就是说，宗教信仰和礼乐仪式为周公的理性教化提供了合法性和神圣保障。

　　制礼作乐刺激了文献制度的萌发

　　制礼作乐必然伴随着文献的生成，而这又与相关的职事和制度有关。“史”是最早也是最主要的文献职官，不同文献的撰制、载录、保存等，往往分属不同的史职。史官之外，大祝掌“六辞”、卜官掌“三易”、宗伯“陈天下之谟”，各有文献之责。乐人是乐舞、歌谣等文献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乐人之长太师以诗书礼乐教授“国子”，更具文献意义。西周在周王宗庙中设有天室、图室、盟府等文献典藏之所，各府衙及相关家族皆收纳文献副本。大史所掌文献被区分为“典”、“法”、“则”、“书”、“策”、“事”等，这些文献有可能被用在仪式中，并在客观上对社会或当事人起到证明、稽核、责罚等作用。西周还有采诗制度，所采集之诗由太师加工整理，用于礼仪之中。西周设立了多种学宫，通过教学，举行乡饮酒、乡射等礼仪，来传播“诗”、“书”、“礼”、“乐”，培育子弟，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关于乐德、乐教、乐舞的理论，规范了文献的传播和阐释。由于教学和传播的需要，促进了西周时期文献编纂活动的萌发。

　　西周礼乐文献虽然产生于宗教仪式之中，却能在仪式之外继续发挥着规范、鼓励、教诫、交流等作用。随着宗教意识的渐趋淡薄，文献代替礼仪，成为一种有权威的话语方式，纯粹的教化文献开始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