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飞鸟集》新译本引发的激烈争论,已超过了翻译界的范畴。这在当下的中国译界,似乎并不多见。对于外国经典著作,有多种译本,让读者有多种阅读选择,这本身是件好事。至于译者的风格、水准,见仁见智应由读者来评判。但无论翻译与出版,若仅为利益所驱动,那就不足为取了。

　　作为旧书爱好者,《飞鸟集》是我接触较早的中译本之一。泰戈尔诗歌《飞鸟集》最早的中文版由郑振铎先生译出,商务印书馆初版于1922年10月。这是国内第一部从泰戈尔自己译成英文的诗歌中文译本,译本标为“太戈尔诗选一”(今通译泰戈尔),因郑先生第二年又翻译出版了《新月集》,作为“太戈尔诗选二”。到1933年的十余年间,《飞鸟集》先后印过五个版次。1947年作为“新中学文库”之一种,又印了一版。在初版《飞鸟集》前面,郑先生写有不足两百字的短《序》,他说:“近来小诗十分发达,它们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间接接受太戈尔此集的影响的。此集的介绍,对于没有机会读原文的,至少总有些贡献”。郑先生有感于当时新诗兴起不久,写诗者大多小心翼翼,未敢长篇巨制,只是先从短小的诗进行新诗尝试,一时小诗盛行。当年上海《时事新报·学灯》登载这类小诗甚多。于是,他便着手开始翻译小部分《飞鸟集》中的小诗,后又在杭州西湖畔,完成余下的大部分译稿。此事得到当时文学研究会青年诗人叶圣陶、徐玉诺的激赏和支持,他们帮郑仔细校阅全部书稿后,“供给了许多重要的意见”,郑深为感动并在《序》中致谢两位好友。1925年3月,商务印书馆把他译的《飞鸟集》和《新月集》合二为一,出版小开本的《太戈尔诗》一书。

　　1956年7月,《飞鸟集》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新的版本,郑振铎为此写下《新序》,开头便道:“我那时候只选择了其中为自己所喜欢的和能够懂得的若干篇,有些不太了解或觉得宗教的意味太浓厚的,就都删去不译。但也译得不少,共译了二百五十七首,占全部的四分之三以上,就印成一本小小的书出版。现在,趁这个再版的机会,重新把我的译本读过几遍,自己发现有些诗译得不太好,甚至,有些译错的地方,便都把它们改正过来,同时,又把那时候没有译出的六十九首诗,补译出来。现在这个样子的新版,算是《飞鸟集》的第一次的全译本了”。郑先生还感慨说:这些短诗,看起来并不难译,但包含着深邃的大道理,或尖锐的讽刺诗,要译得恰如其意,是不大容易的。最后,郑先生作了一个说明:原据的英文本共有三百二十六首诗,其中一首是重复的,删去后成为三百二十五首。可惜的是,郑振铎于1958年十月在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这《飞鸟集》全译本是他生前的最后一种译本。郑先生的这个全译本,在上世纪50年代末与80年代初,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分别重印出版。要补充说明的是,郑先生曾于1925年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他撰写的《太戈尔传》,这是国内关于泰戈尔的第一本中文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