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牛汝极，新疆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内容提要： 文本从三方面探讨了粟特语对回鹘语的影响。一是介绍了粟特与突厥-回鹘的接触，大约从公元6世纪中叶突厥人创建其第一突厥汗国的时代起，作为东伊朗语族成员之一的粟特人就充当了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民族和文化导师；二是分析了回鹘语中粟特语借词的9个特点，如以z-，-，f-，v-起首的词语，词中含有的词语，一般而言，如果在粟特语里可以找到对应的词，凡是突厥-回鹘语中有这些词语的出现，就基本可以确定是粟特语借词；三是从借词看粟特语对回鹘语的深刻影响：首先，探讨了早期突厥-回鹘语中的政治官衔称号，其大多也来自粟特语；其次，通过借词可以看到粟特人在经济和日常生活上对回鹘也有较大的影响；第三，从借词看粟特人在宗教文化上对回鹘语的影响。

　　关 键 词： 粟特语；回鹘语；借词；突厥语

　　标题注释：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批“天山英才”（2013年）项目支持。

　　一、粟特与突厥-回鹘的接触

　　语言接触常常涉及语言系统的不同层面，如语音层面、形态层面、句法层面和词汇层面等。人们发现，在词汇层面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借贷屡见不鲜，尤其是在相关专业术语方面更是如此。

　　大约从公元6世纪中叶突厥人（Türks）创建其第一突厥汗国（Türk Qaghanate）的时代起，作为东伊朗语族成员之一的粟特人就充当了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民族和文化导师（tutor），他们在此后的500至600年时间里，在丝绸之路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和西方的中间人。他们在中亚的绿洲上，尤其是在突厥人游动的土地上建立了大量粟特人的商业聚落。粟特人通过语言向突厥人和回鹘人不断施加文化和宗教影响。粟特人不仅把文字传给突厥人和回鹘人，先是把佛教传给突厥人和回鹘人，后来又把摩尼教和景教传给回鹘人，而且在语言上也对突厥语和回鹘语产生了深刻影响。在6世纪下半叶，当突厥语尚未被确定为书面语的时候，东西突厥的第一批皇室成员使用了不少粟特人文秘做语言抄写和记录工作，并成为突厥汗国的新生“内阁”。加拿大学者蒲立本曾指出，东突厥汗国内的粟特人与其他游牧人群因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突厥化了，并称为：“部分突厥化”（partly Turkicized）的粟特人①。铃木俊较早使用了“粟特系突厥”（Sogdian-Turk）用来指称突厥化的粟特人②，森部丰沿用了“粟特系突厥”的说法③。森安孝夫也认同“粟特系突厥”这一看法，将具备上述特征的粟特人径直称为突厥化的粟特人（Turkisized Sogdians）④，并认为森部丰所提出的“粟特系突厥”这一概念与法国学者魏义天（

　　游牧帝国的盛衰起伏和游牧生活的迁徙流动使粟特在漠北突厥社会中的留居和繁衍终究保持了传统中某些根深蒂固的特征，并未彻底完成突厥化过程。因此，直到回鹘时代甚至更晚时期，仍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游牧的粟特人尚未来得及完成旧的民族融合进程（突厥语化），草原上新一轮的民族迁移和融合进程（回鹘语化）已经开始。而远在中亚定居的粟特人却在后来的历史时期里，经历了彻底突厥化的过程，成为中亚突厥语诸族的组成部分⑥。

　　粟特商人经商贸易的范围，从拜占庭到中国，并控制了中亚到印度河流域的南路。公元3世纪时，他们南下到贵霜境内的大夏（巴克特里亚，Bactria）和犍陀罗（Gandhara）经商⑦，公元4世纪初，粟特开始控制了丝绸之路的贸易⑧，从5至8世纪，几乎垄断了陆上丝绸的国际贸易。6至7世纪时，粟特人也掌握了从拜占庭和波斯通往欧洲西北部的“毛皮之路”⑨。粟特人外出经商，往往结伙而行，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并有武装自卫，沿途建立聚落，商队首领称“萨宝”（*s'rtp'w），他们把西方的金银、香料、药材、奴婢、牲畜、器皿、首饰运到中国，又把中国的丝绸运到西方⑩。为了打通到拜占庭的丝绸贸易，粟特曾出使波斯请求通商（11）。据中亚史学家塔恩考证，西方人对中国最早的称呼“赛里丝”，在古希腊著作中最早出现于公元前130至前87年之间，相当于西汉武帝元光五年至后元二年（12）。而“赛里丝”的字源，英国语言学家亨宁就指出：“赛里丝”（Seres）源于粟特语Srr，意为“宫殿”（13）。它最初是粟特人对西汉都城长安城的称谓，以后因东汉迁都洛阳，又转而指洛阳，再往后则专指丝绸（14）。可见粟特人在最初中西方之间的交流中起到了某种中介作用（15）。

　　粟特语（Sogdian）属印欧语系中古东伊朗语族的语言，主要流行于今撒马尔罕（sm'rknδ）和布哈拉为中心的古代粟特（Sogdiana/sγwδy'n'k）地区。粟特人，中国史书称为“昭武九姓”。“昭武”，大概是粟特贵族称号Jumuk（Jewel）的译音（16），“九姓”主要是指康、安、曹、石、米、何、史、罗、贺氏等，以经商著称。粟特人长期控制着丝绸之路的贸易，几乎在每个交通要冲和重要城镇都留下了粟特人的足迹。敦煌和吐鲁番是粟特人的两大聚居地，这里曾出土了大量粟特语和回鹘语文献，其总量比粟特人本地发现的还要多得多。最早的粟特语文献是发现于敦煌附近的粟特语古信札，年代大致为公元4世纪（17）。

　　粟特语一直是丝绸之路上的国际语言，在6世纪后半叶，也成为突厥部族的官方语言。粟特人根据不同的宗教选择使用不同的文字，佛教徒使用源自阿拉美文字母的粟特文，基督徒用叙利亚字母，摩尼教徒使用摩尼文，但后两者也会用粟特文。粟特人对波斯、印度、中国间的文化交流，起重要的中介作用（18）。粟特人把祆教、摩尼教、景教传入中国，合称“三夷教”，在唐代，祆祠获得官方确认和资助，融入当地文化并参与年终驱傩等汉人习俗，并为人祈雨（19）。

　　部族名称“回鹘”在《九姓回鹘可汗碑》（Kara Balgasun Inscription）的粟特文铭文中记作：’wyγwr，可读作uiγur（20）；在其他粟特语文献中记作ywγwrc' ny，可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