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是世界语保的一次重要而成功的实践。语保工程有三大定位:国家工程、社会化、科学性。相应地也有三大经验:政府主导、专家实施、社会参与。政府、学者、公众三方形成了一个目标一致、各尽其能、相互推动、相互支持的有机体，实现了从“民保推官保”到“官保带民保”再到“官民同保”的战略推进。“官民同保”是中国语保最重要的理念和经验，也是语言文字工作领域里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关键词：语保工程；语保理念；官民同保

　　作者简介： 曹志耘，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汉语方言学、地理语言学、语言资源等。

　　一 引言

　　“语保”是“语言资源保护”的简称，在平时使用时也常用于指“语言保护”。不管是“语言资源保护”，还是“语言保护”，其中“保护”的含义也都不是十分明确和固定的。从理论上说，“保护”和“保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平时使用中，“保护”一词也可以包含保存的意思。例如“森林保护”是指保护森林使它更好地生长，以免遭毁灭;而“古籍保护”则是指把古籍收集保存起来，以免遭毁坏和散失。“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里的“保护”可以理解为维护语言的活力，使其健康发展，但同时也包含记录保存，否则“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工作在现阶段就难以落到实处。“语言资源保护”里的“保护”可以理解为维护语言生态，使语言健康生存发展，也可以理解为记录保存，就我们目前的工作而言更侧重于后者(曹志耘，2017a)。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语言或语言资源的保存和保护所面对的是同一个对象，保存工作和保护工作很难截然分割开来。保护有利于保存，这是不言而喻的。保存也能促进保护，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的作用，因为在保存的过程中也会促进使用，而使用会促进保护。而对于濒危语言来说，无论是维持日常的使用、传承，还是进行更大力度的振兴、复活，记录保存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作。

　　在国外，“语言保护”和“语言保存”这两个概念也是相互交叉、难以截然分开的。例如国际上的濒危语言保护项目多数是保护和保存兼顾的(袁丹、詹芳琼，2017)。

　　鉴于国内外语保工作的实际情况，本文在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语保”一词。

　　二 从民保到官保

　　我国对语言濒危现象的关注，发端于语言学界。2000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次关于濒危语言的会议“我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举行。会后，孙宏开先生的《关于濒危语言问题》和笔者的《关于濒危汉语方言问题》两篇论文一起发表在《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期上。自21世纪初以来，我国语言学界开展了一系列针对濒危语言方言的调查研究和学术活动，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例如孙宏开主持的“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张振兴等主持的“中国濒危语言方言研究丛书”、鲍厚星主持的“濒危汉语方言研究丛书(湖南卷)”，以及黄行《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研究》、徐世璇《濒危语言研究》、戴庆厦《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杨再彪《湖南西部四种濒危语言调查》、赵阿平《濒危语言:满语、赫哲语共时研究》、庄初升和邹晓玲主编的《濒危汉语方言研究》、陈云龙《粤西濒危方言马兰话研究》等。专家学者们为抢救保护我国濒危语言方言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

　　然而，当今中国的语言资源有两个基本国情，一是丰富性，二濒危性。丰富性是指语言种类繁多，方言复杂悬殊，文化底蕴丰厚。我国拥有汉藏、阿尔泰、南岛、南亚和印欧五大语系的130多种语言，十大汉语方言，方言土语难以计数，是当今世界上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濒危性是指在快速城镇化、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变化，许多语言方言趋于濒危或面临消亡，语言方言所承载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快速流失，形势十分严峻(曹志耘，2015)。语言资源的丰富性和濒危性意味着语保工作的艰巨性和紧迫性。面对如此繁重的任务，专家学者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可谓是杯水车薪。

　　当然，语言濒危本来就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问题，准确地说，它更是一个社会问题。随着语言濒危、方言衰亡以及文化流失现象的日益严重，语言方言的使用者———社会大众的焦虑感和危机感也日趋强烈，有时甚至演变成为社会矛盾和民族冲突。语言濒危问题成为社会大众持续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一些普通群众、民间团体、地方媒体开始行动起来，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来保护自己的母语文化。例如，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汪涵出资465万元，发起“响应”计划，在湖南省开展方言记录保护工作，引起社会热烈反响;甚至外国人也开设了汉语方言网站“乡音苑”，发动各地志愿者上传方言录音文件。

　　作为民间和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全国和各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语言濒危和语言保护问题高度关注，近十几年来连续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保护濒危语言、传承语言文化的提案或建议，例如全国人大代表于洪志《科学保护民族语言文字》、民建中央委员赵宾《关于拯救我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建议》、全国人大代表富春丽《保护满-锡伯语言文字》、民盟广西区委《保护广西濒危语言》、杭州市政协委员毛海涛《关于保护杭州方言，防止历史文化名城内涵缺失》、苏州市人大代表陆人民《关于从“娃娃”抓起，传承、保护“苏州话”的建议》、致公党广东省委《保存和弘扬中华语言文化构筑海外华人与祖国交流的语言文化平台》、全国人大代表李礼辉《关于及早着手保护方言的建议》等提案，以及全国人大代表倪惠英建议“小学开展方言教学”、上海市政协委员马莉莉建议“用上海话播新闻以保护方言”、北京市政协委员万建中建议“在公立幼儿园开设北京方言课程保护独有文化”、全国人大代表、国家一级作曲家蒋婉求建议“开展方言文化保护工作”、政协委员祁德川建议“制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法”，等等。

　　在此背景下，教育部、国家语委于2008年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项目，先后在江苏、上海、北京、广西、福建、山东等地开展了一系列汉语方言的调查记录和有声数据库建设工作。该项目的目标是，按照科学、统一的规划，调查收集当代中国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地方普通话的实态、有声语料，并进行科学整理、加工和有效保存，为推进中国语言信息化、推广普通话和社会文化建设服务。

　　随着形势的发展，为了更加全面、及时抢救保护中国语言资源，教育部、国家语委于2015年正式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以下简称语保工程)，在全国范围开展以语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为核心的各项工作。语保工程的目标是，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精神，针对现代化背景下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迅速衰变的严峻形势，统筹规划、整体推进，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全面调查我国当今语言状况，收集记录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口头文化的实态语料，进行科学整理和加工，建成大规模、可持续增长的多媒体语言资源库，并开展语言资源保护研究工作，形成系统的基础性成果，进而进行深度开发和展示，全面提升我国语言资源保护和利用的水平，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安全服务(田立新，2015)。

　　语保工程规模宏大，任务艰巨，时间紧迫。在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要实施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工程，没有政府的领导和支持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语保工程自2014年论证之初到今天收官之时，始终处于教育部和国家语委的坚强领导之下，并得到有关政府部门和各地各级语言文字管理部门的全力支持。例如，财政部为语保工程拨出专项资金，部分地方政府也为之提供了配套资金;语保工程每年列入教育部年度重点工作，列为国家语委三大工程之一(另两项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和中华经典诵读工程);教育部每年发布关于部署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工作的通知文件，国家语委每年召开全国语保工程年度工作会议;各省(区、市)成立专门的语保工程项目管理机构，各调查点县(市、区)教育部门全程参与支持调查工作。近期，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还批准设立了专门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奖”，语保工程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家工程、政府工程。

　　三 从官保到官民同保

　　语保工程的主体工作是田野调查记录、音像摄录、数据汇聚、研究开发等，这些都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必须紧紧依靠专家学者才能完成。自2007年以来，教育部、国家语委组织了有关专家开展中国语言普查、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项目的论证和规范研制工作，于2010年编写出版了《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调查手册·汉语方言》一书。2014年，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三方工程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技术规范与平台研发”获批立项，该项目旨在为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以及后来的语保工程提供全面先进的技术支撑，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有声数据库技术规范研究、技术工具研发、平台技术研发等。自2014年初起，教育部和国家语委组织专家专门进行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全面论证和顶层设计，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确定了工程的实施方案、管理办法和技术规范。管理办法包括立项、中期检查、结项、培训、试点、预验收、验收等。技术规范例如调查规范、语料整理规范、各种语言方言调查表、资源编码规范、音像加工规范、属性标注规范、专用摄录软件、校验软件、标注软件等。先后编印和出版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文件汇编》《中国语言资源调查手册·汉语方言》《中国语言资源调查手册·民族语言》(分八个语族)、《中国方言文化典藏调查手册》等规范标准。除了整个工程的规划、设计以外，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培训、指导、检查、验收等也都由专业团队和技术人员把关(王莉宁，2015)。

　　语保工程的调查和建库工作全部由专家团队承担。迄今为止，参与到语保工程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达350多家，组建专家团队1000多个，参与的专业技术人员约4500多名，语言方言发音人6000余人，举办专业培训班50多期，培训人次达4500人。如此规模的专业技术人员共同投入到同一项语言文字工作当中，在国内外都是罕见的。可以说，专家学者是语保工程的中坚力量。

　　不过，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语言的使用者是社会大众，语保的主体也应当是社会大众。跟十几亿的语言使用者相比，再多的专家也不过是沧海一粟。只有把社会大众的语言自觉和保护意识激发出来，让他们成为语保的主力军，使语保成为社会大众的自觉行为，语保事业才能真正取得成功。

　　语保工程开展之初，虽然部分地区(主要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部分人士已经有了比较高的语言自觉和保护意识，但从社会总体上来看，语保思想尚未普及和深入，语保行动尚未广泛开展起来。在大多数人眼里，语言仅仅是一种交际工具，共同语取代地方方言，就像小轿车取代自行车、高铁取代绿皮火车一样，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情，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对语保工作，社会大众大多还不了解或不理解，有的人甚至持反对的态度。在政府、学者和社会大众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鉴于这种严峻的现实，我们提出了“跨越鸿沟”的理念，并根据中国当今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四种跨越鸿沟的方式:明星、网络视频、社会活动、文化产品(曹志耘，2017b)。

　　跨越鸿沟就是要把政府的意志、学者的思想传递到社会大众当中去，使社会大众自觉认同，并积极践行，成为整个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语保工程从提出“社会化”定位的时候起，就高度重视宣传推广工作，通过各种手段营造舆论，保持热度，增强知晓度。官方媒体方面，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家主流媒体和各地主要媒体，多年来一直持续跟踪报道语保工程的进展情况。自媒体方面，开办了多个网站、微信公众号，拍摄制作了多个版本和语种的宣传片。社会活动方面，组织开展青年志愿者行动和方言文化活动，吸引大中小学学生和社会大众参与;在语保调查工作中，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遴选发音人，在当地掀起珍爱和保护方言的热潮。特别是邀请明星担任语保大使和形象代言人，他们在向社会宣传语保、推动语保工作方面能够起到重要作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经过多年的努力，语保已真正从政府文件、学者论著里走出来，进入社会大众的视野和生活，“民间语保”逐渐在各地出现。例如，各地电视台、电台以及网络平台开办方言栏目，用方言播报本地新闻，表演地方文化节目，深受当地老百姓喜爱。特别是一些方言类综艺节目，例如南方卫视的“谁语争锋”、湖南经视的“多彩中国话”、爱奇艺网的“十三亿分贝”等，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参与(后两个节目的网络累计点击量达3.5亿次)，影响较大。方言电视剧曾一度风靡，近几年又涌现出许多方言电影、方言纪录片和新创的方言歌曲。2015年，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以方言电影为主题的电影节———广东足荣村方言电影节，迄今已连续举办三届。语言方言博物馆、生态区、体验区也在各地陆续创建，例如广西贺州学院语言博物馆、广西民族大学语言博物馆、广东岭南方言文化博物馆、湖南方言博物馆、上海方言体验馆、广东足荣村方言文化体验区等。

　　更为重要的是，近年在许多地区的小学和幼儿园里，教师和家长开始重视保护传承方言文化，开设校本课程，编写普及读物，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方言文化活动，例如方言歌谣学唱、方言故事比赛、方言经典吟诵、方言曲艺表演等等。语言是通过一代一代往下传的，青少年是语言传承的关键人群，如果青少年从小就具备母语文化自信，具备本族语言或本地方言的使用能力，那么语保就可以进入一个可持续的良性循环了。

　　在当今这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还必须高度重视科技手段对语保的作用。信息技术本来就和语言密切相关，语言信息处理、智能语音技术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相关新型产品的研发和使用也许就能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例如，一个能够熟练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或汉语方言的机器人，可以使一个不会讲普通话或外语的人出行无忧，也可以跟我们用乡音交流，它不仅能够听我们说话，也许还能够教我们说话，甚至成为一个最好的濒危语言方言传承人，即一个永远不会“死亡”的濒危语言方言使用者。

　　当然，最好的保护是使用，是在使用中保护。语言的生命就在于使用，即所谓“用进废退”。如果濒危语言和弱势方言有更大的使用空间，有更多的人在更多的场合和时间去使用它，对语保而言，那就是最理想的境界了。但事实与此相反，而且只会越来越严峻。面对这个事实，我们不妨退而求其次，那就是开发应用。所谓“开发应用”，是指面向社会大众研发濒危语言、弱势方言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提供给社会大众使用，以达到“由应用促使用”“从应用到使用”。由于历史的原因，语言文化开发应用领域一直未能得到发展。但如上所述，近年来逐渐有人涉足，反响颇为热烈，预示着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新领域。为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的发展，我们在此提出一个方言文化开发应用的初步框架，供大家参考，见表1。

　　表1 方言文化开发应用的初步框架

　　这个框架系统肯定还不全面，随着社会大众对方言文化需求的日益增强和多样化，以及语言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将会不断丰富完善。

　　语言文化产品的应用固然不等于语言使用，但对于濒危语言和弱势方言来说，这是维系其生命体征的重要因素。对于社会大众来说，这些多种多样的应用可以更好地满足他们日常生活和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具有广泛持久的市场空间。而社会大众在频繁使用语言文化产品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去关注语言方言的濒危现象，重视母语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说，应用也是保护。

　　四 结语

　　纵观国际上的语保项目，大多数由基金会、科研机构甚至个人组织实施，主要面向濒危语言(常为个别地区的个别语言)，侧重于濒危语言的记录、保护和振兴，参与人员基本上限于濒危语言使用者或土著社区人员。

　　在语保工程启动之初，我们确定了工程的三大定位:国家工程、社会化、科学性(曹志耘，2015)。在语保工程即将收官之时，我们也取得了三大经验:政府主导、专家实施、社会参与。三大定位和三大经验正好是前后呼应的。

　　所谓“政府主导”，主要是指国家和地方语言文字管理部门通过高效的组织机构和完备的制度体系，对工程实行正确领导和严格管理，并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和经费支持。“专家实施”具体体现在专家全权开展顶层设计，制定规范标准，研发技术工具，所有调查任务均由专业出身并经过专门培训的专家团队承担。“社会参与”方面，伴随语保工程的进展，利用各种方式大力开展宣传，营造舆论，组织青年志愿者行动，吸引学生和社会大众参与语保活动，鼓励明星参与以及企业的介入，形成了一种“全民语保”的局面。简而言之，政府提供组织和经费保障，学者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大众则是积极的参与者、实践者和支持者。

　　国家工程、社会化、科学性三大定位实际上涵盖了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大众三个方面。在政府和社会之间，专家学者、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起到了传递民情民意、推动政府决策的作用。反过来，专家学者又是将政府意志传播给社会大众、将政府决策转变成公众行动的重要力量。在整个语保工作进程中，政府、学者、公众三方形成了一个目标一致、各尽其能、相互推动、相互支持的有机体。在开始阶段，语保在民间兴起，形成了“民保推官保”的局面。语保工程立项启动后，立即转变为“官保带民保”的状态。语保工程全面铺开并经多年实施之后，已经达到了“官民同保”的境界。

　　中国语保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历程艰难，成绩显著，值得总结和分析的地方很多。但在所有的理念、经验和做法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官民同保”，这正是语言文字工作领域里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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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曹志耘．关于语保工程和语保工作的几个问题[J]．语言战略研究，2017a(4).

　　[3]曹志耘．跨越鸿沟——寻找语保最有效的方式[J]．语言文字应用，2017b(4).

　　[4]田立新．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缘起及意义[J]．语言文字应用，2015(4).

　　[5]王莉宁．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实施策略与方法[J]．语言文字应用，2015(4).

　　[6]袁丹，詹芳琼．国外八大濒危语言保护项目成效、特点与启示[J]．语言战略研究，20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