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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王朝动乱衰亡的体制原因
2014年03月07日 11:23 来源:新华文摘 作者:周溯源 字号

内容摘要:中国古代不少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动乱衰亡,周而复始。每个王朝动乱衰亡的具体原因不一,但在体制方面则有共同之处。历代专制王朝存在几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即腐败的官僚体制与要求官吏清廉的矛盾;需要人才与人才受压抑的矛盾,需要任贤使能与任人唯亲的矛盾;乾纲独断的家长制与求谏纳谏、广开言路、集思广益的矛盾;从庶民到君主需要安全保障却又没有法律保障的矛盾。

关键词:动乱;体制原因;中国;腐败;矛盾

作者简介:

  摘要:中国古代不少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动乱衰亡,周而复始。每个王朝动乱衰亡的具体原因不一,但在体制方面则有共同之处。历代专制王朝存在几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即腐败的官僚体制与要求官吏清廉的矛盾;需要人才与人才受压抑的矛盾,需要任贤使能与任人唯亲的矛盾;乾纲独断的家长制与求谏纳谏、广开言路、集思广益的矛盾;从庶民到君主需要安全保障却又没有法律保障的矛盾。

  关键词:古代王朝;动乱衰亡;体制矛盾

  作者简介:周溯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本文所说的中国古代王朝,不只是指大的朝代,也包括大的朝代中的小王朝。所说的动乱,不是贬义词,而是中性词,指国家因宫廷政变、诸侯割据、农民战争、民族战争等原因引起的动荡、战乱,这些动荡、战乱影响社会的正常生产与生活,破坏社会财富和民众的生命安全。历史上每个王朝动乱衰亡的具体原因千差万别,在这里笔者只就体制方面的原因作些探讨,分析专制王朝存在的几种不可克服的矛盾,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腐败的官僚体制与要求官吏清廉的矛盾

  历代君主大都知道,要治好民,必须治好官,而吏治的好与坏,即在于官吏是否勤与廉。在勤与廉二者之间,廉又居首位。因为在自然经济的小生产状态下,靠天吃饭,国家管理社会经济、发展生产的职能很简单,因此官吏能否廉政,能否做到“无为而治”是第一位的事。一旦吏治腐败,社会就免不了动乱。但是,无论是奴隶制社会还是封建制社会,都是专制社会。在这种专制的官僚体制下,各级官吏的思想是“为民父母”,而不是“民为父母”,是“牧民”,而不是“养民”。“千里来做官,为的吃和穿”,“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这些历代相传的民谚,反映的理念就是把当官作为一种谋生的职业,发财的手段。当官就是为了发财,当小官发小财,当大官发大财。虽然儒家的教科书也要求各级官吏要有爱民之心,要施仁政,要奉公守法,但是,由于没有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又是从上至下的,不是双向的、平等的,这样,当官者就不仅仅满足于吃饭穿衣、养家糊口,不仅仅满足于领取俸禄,还要谋取俸禄之外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不规范收入,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因为手中的权力提供了这种条件与方便,权力就是资本,权力越大,资本越大。这样,必然导致社会的上层首先腐败,上行则下效,继而下层的腐败随之出现;而下层的腐败又回过头来推动、加剧了中上层的腐败。那些以反暴政、反不平、反腐败而造反起家的英雄豪杰、农民领袖,一旦他们掌握了政权,也很快被权力所腐蚀,丢掉了当初的革命理想,放弃了对公平公正的追求,欣赏起特权来,以自己的特权代替被推翻者的特权,以自己的腐败代替被推翻者的腐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领袖陈胜,当他是长工时,曾经动情地对伙伴们表示:“苟富贵,毋相忘!”而当他当上张楚王不久,就嫌弃当年的穷兄弟[1]。“平等、平均”口号叫得最响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国起义,建都天京以后,那些农民领袖们也不由自主地搞起封建特权来。革命尚未成功,前方将士仍在浴血奋战,天国的高层内部却争权夺利,杀得血流成河。

  专制体制使君主以及最高统治集团获利最大。这又带来一个新的矛盾,即君主以及最高统治集团挥霍无度与要求中下层官吏清廉的矛盾。君主以“天子”身份君临天下,“朕即国家”,君主占有天下财富、挥霍无度是“合理合法”的。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有些开国君主、部分大臣,在建国初期或许尚能节俭,如汉文帝、汉景帝、隋文帝、唐太宗等。但到了第二代、第三代,越往后就越难保持节俭的传统,急不可耐地追求享乐了。也有的帝王早年励精图治,到晚年却奢侈糜烂,如唐玄宗。至于那些诸侯、封疆大吏、文臣武将、各级命官,则是一个个的“万户侯”、“千户侯”,合法享受封地采邑,鱼肉百姓。层层效仿,最后发展到“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腐败局面。就像《红楼梦》里描写的那样,柳湘莲说偌大一个贾府,除了门前的两只石狮子是干净的,其余都是肮脏的。然而,那两只石狮子,又何尝是干净的呢?同样是从老百姓那里剥削掠夺来的。商纣王造“酒池肉林”,淫逸无度。秦始皇不仅追求生前的极度享乐,造阿房宫,还追求死后的荣华富贵,修骊山陵,动用数十万人的劳力。为求长生不老,他听信方士徐福之言,竟强选3000 童男童女,到东海寻仙丹。西汉末年的元帝,耽于声色,从皇帝到贵戚大臣,竞相奢侈,挥金如土。皇家养的厩马将近万匹,天天食粟。汉成帝为了给自己修建陵墓,“重增赋敛,征发如雨”,造成“公家无一年之蓄,百姓无旬日之储”[3]。东汉桓帝时,因统治集团的挥霍享乐,最后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是谓三空”[4]的地步。汉灵帝为了弥补由于追求声色犬马生活带来的财政亏空,竟不惜在西院卖官鬻爵。隋炀帝穷奢极侈,“驱天下以从(同纵)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5]。以致黄河上下,千里无烟;江淮之间,满目荒凉。他为了能乘船到江都(今江苏扬州)游玩,动用全国民力修大运河,制造了数层楼房高的龙船和数万艘等级不同的游船,调集船工纤夫即达十万人以上。动身时后宫、百官随行,大小船只鱼贯二百余里,每到一处,下令周围五百里以内的民众和官府贡献土产、食物。不管耗费多少民生国力,不管造成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倾家荡产,他全不在乎。后来李密在声讨隋炀帝的檄文中,愤怒地指出:“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不仅常常用重赏厚赐以结臣下的欢心,而且还有意规劝、鼓励臣下多置田产,安于享乐,以销蚀、泯灭臣下可能夺权的野心。例如,汉高祖对相国萧何大量强行贱买民田宅表示出优容安慰,对在御道上拦驾上书抗议萧何霸道行为的数千人一笑付之。[6]至于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表现最为典型。有一天,宋太祖对握有将兵大权的亲友兼大臣石守信等人说:“人生驹过隙耳!不如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疑,不亦善乎?”众大臣皆拜谢,第二天石守信等人“皆称病,乞解兵柄,帝从之,皆以散官就第,赏赉甚厚”[7]。

  被人称道的“康乾盛世”,其中的乾隆皇帝素以反腐惩贪而著名。他特别喜欢出巡。在位60 余年,总计出巡150 次之多,平均每年出巡超过两次。为何出巡?照他的话说,是“察民瘼,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习劳苦之役,惩宴安之怀”。其中的“察民瘼”、“成巩固之业”就含有查访吏治民情、反腐惩贪的内容。他在位时惩治了许多贪官污吏,著名的就有十大案。诸如南河亏空案、两淮盐引案、甘肃捐监冒赈案,等等。其中甘肃捐监冒赈案,56 名贪污犯一律处死,无一赦免。但是,贪赃枉法并未禁住。何以如此?这与乾隆皇帝本人带头聚敛、挥霍无度有直接关系。例如,他为庆祝自己的八十大寿,令官员捐献“养廉银”,这等于是公开的索贿和强占!他晚年检查自己:“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每次下江南,随行王公大臣和扈从人员竟达两千五百余名,往返行程六千里,行宫三十余处,六次共花掉银子两千多万两。真是“皇帝出朝,地动山摇”!被他宠信、在他身边弄权的和珅,仿效皇帝,也敛财无度,成为全国最大的贪污犯。到嘉庆帝惩治和珅罪时,和珅家已占地八千顷,有当铺、银号、古玩铺一百三十座,私自藏金三万余两,银三百余万两[8]。据估计,财产总值折银2 亿2300 万两,相当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国家财政总收入4359 万两的五倍!因而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说。而和珅的家仆则学和珅,也巧取豪夺,有的家产达二十多万两银子,有的占田六百余顷。层层官吏,上行下效。特别是那些世家大族,占有大量财富。西晋时富豪石崇与贵戚王恺竞奢斗富,令世人瞠目。王恺用紫丝布作步障四十里,石崇则用锦缎作步障五十里;王恺向石崇炫耀武帝送来的二尺珊瑚,石崇不屑一顾,将之击碎,命仆人取来六七枚三四尺高的珊瑚,让王恺随便挑选。《红楼梦》中描写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令人惊叹:“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9]虽然这是艺术中的夸张描写,但反映的却是社会生活的本质。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反贪手段以严酷著称,但是明朝早、中、后期的几位大贪官,其劣迹仍是令人触目惊心。英宗时大宦官王振,专权达七年之久,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收受贿赂,还走私军用物资。明景帝“籍其家,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他珍无算”[10]。嘉靖皇帝时的权相严嵩,倒台后被抄家,物资清单上记载:黄金13171 两6 钱5 分,纯金器皿3185 件,重11033 两3 钱1 分,金嵌珠宝器皿共367 件,重1802 两7 钱2 分,有价值连城的古今名画达3201 轴卷册等[11]。明朝末期人称九千九百岁的大宦官魏忠贤,勾结熹宗皇帝的乳母客氏,左右朝廷,招权纳贿,盗窃库藏。后被崇祯皇帝扳倒,抄家追赃,仅银元宝就达七百万锭之多[12]。

  明朝还有一个奇特现象,就是那些主张改革弊政、严惩贪污的改革派,自身也有贪污劣迹。他们一面高喊反贪,一面自己却在贪污。例如,徐阶、高拱、张居正都是较有远见的改革派,但自身问题也不少。内阁首辅徐阶“大治产业,黩货无厌,越数千里开铺店于京师,其子揽侵起解钱粮,财货将等于内帑,势焰熏灼于天下”[13]。徐阶罢官回乡后,在苏松地区侵占掠夺土地达二十四万亩,佃户数万人。他每年仅在华亭一地就收租一万三千石,敛银九千八百两[14]。高拱“初持清操,后其门生、亲串颇以贿闻”,他还曾经把世宗西苑里的器具窃出[15]。张居正在辽王被废之后,竟将其府第占为己有。先后任湖广巡抚的汪道昆、赵贤等人为了巴结他,动用公款为他营造私第,他竟不辞而受。据史载,张居正自守孝夺情重返政坛后,以权谋私变本加厉,“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16]。张居正不仅受贿,而且行贿。从其行贿之大,可知其受贿之多。大宦官冯保是他的政治盟友、靠山,为感谢这位恩人,并巩固自己的权位,张居正让其子送给冯保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十万两,“其它珍玩尤多”[17]。而张居正在做官前,家中仅有田数十亩,是不可能有金银的,按照明史专家王春瑜推算,张居正当了内阁首辅后,虽然官居一品,月俸也不过八十七石米,哪怕将他一生的官俸加在一起,总和也只能折银两万余两。毫无疑问,他送给冯保如此多的金银财宝,决非正道而来[18]。张居正死后被抄家时,查出家产折价约金银19.58 万两,另有良田八万余顷[17]。

  明朝末代号称“节俭”的崇祯皇帝,仍然养宫女近九千人,宦官增至万人,每年仅宫内脂粉费耗银就达四十万两,鞋料费五万两[19]。

  清朝末年的慈禧太后,为了庆贺自己的六十大寿,竟然在外患日蹙的情况下,挪用海军造军舰的八百万两银子,重建颐和园,从而导致后来甲午海战、抗击八国联军等一系列战事的失败。

  君主在性方面的特权,尤为突出。据记载,周代王者除立后外,还设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秦朝增至七个级别,到汉武帝则增至十个级别,到汉元帝时再增为十五个级别。多数君主淫逸无度,除了“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还广选天下美女以充后宫,致使后宫佳丽,成千上万。晋武帝称帝后不久,再次下诏广选天下美女入宫,供其淫乐。灭掉吴国之后,又将吴主孙皓的五千宫女悉数并入自己的后宫,致使他的宫女多达万人。晋武帝每次退朝至后宫,竟不知所适,便乘羊车任意游荡,羊车停在哪里,就在那里宴饮就寝。聪明的宫女设法用盐水和新鲜的竹叶引诱羊车,以求得到君主的宠幸。隋炀帝时,后宫美女竟达四万多人。武则天做了皇帝后,在占有男宠方面,也要与男皇帝比高低,以至养有男宠多名,以求得心理之平衡。

  南宋大臣杨万里审视官场的腐败后得出结论:“驭吏之难,莫难于禁赃吏……大吏不正而责小吏,法略于上而详于下,天下之不服固也。”[20]杨万里的话可谓一语中的。

  官僚体制是腐败的,却要求各级官吏做到清廉,是不可能的;以君主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贪污腐化,挥霍无度,却要求中下层官吏做到清廉,同样不可能。因此,吏治只能是一天比一天坏下去,愈到后来,愈呈加速之势,不但贪污受贿,而且敲诈勒索,由提心吊胆、偷偷摸摸到肆无忌惮、明火执仗,一旦发展到民众不能忍受的那一天,动乱也就必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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