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7日,即将步入花甲之年的前清民政部员外郎、学者梁济,问其子梁漱溟一句话:“这个世界会好吗?”时在北京大学哲学门任教的梁答道:“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

　　投水自尽前,梁济留下万言《敬告世人书》。遗言中写道:“此身之死,系为清朝而死。绝非反对共和,而且极赞成共和,因辜负清廷逊让之心,不实行共和爱民之政,故愤慨而死。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

　　就在梁氏弃世五天后,鲁迅在日记里只写下淡淡的三个字:“晴,无事”。可知其死并未引来社会太多关注。因为对于彼时国人而言,1918年的深秋似乎是个值得高兴与充满希望的季节:10月“翰林总统”徐世昌就职,带来对“文治”及和平的憧憬;11月一战以协约国战胜而结束,中国虽只派出一些劳工,也因参战而得以分享“公理战胜”之喜悦。故不少人乐观判断人类新纪元自此开始,须借欧战胜利之东风,由外及内,一举解决中国所有问题,从而屹立世界强国之林。梁济选择在群情最愉悦之际投湖离开,此时机对他可谓着实不佳。几天后“公理战胜”的消息传来,举国皆有喜从天降的感觉,据梁启超当时的观察,那些天“官署放假,学校放假,商店工场放假,举国人居然得自附于战胜国之末,随班逐队,欢呼万岁,采烈兴高,熙如春酿”。梁氏之死自然唤不起世人之警醒,更改变不了他们开心的情绪。

　　直至次年初,《新青年》杂志才陆续刊登有关梁济沉湖的评论文章。打头阵的乃陶孟和。在陶氏看来,“他的死是根本于两种误谬的理想”,其一“是拿清朝当做国家”。因为梁“习于孔孟的政治哲学,伏在专制政体下长久了,所以把政府和国家的区别都分不清。观念不清,竟至误送性命,够怎样的危险啊!”其二“是以为自杀可以唤醒世人”。于是陶氏按照西方社会学的一套理论逻辑层层剖析,认定“东方式的自杀是消极的,不是对于政治上、经济上、宗教上有所奋斗而流血,乃是奋斗无力而流血”,故其死“有什么用处呢?”较之陶氏理性式的冷酷,陈独秀的理解则多少表达了一份同情,“就是梁先生自杀,无论是殉清不是,总算以身殉了他的主义。比那把道德礼教纲纪伦常挂在口上的旧官僚,比那把共和民权自治护法写在脸上的新官僚,到底真伪不同。”傅斯年亦指出“任凭他是什么主义,只要有主义就比没有主义好。就是他主义是辜汤生、梁巨川、张勋……都可以,总比见风使舵好。”而胡适对梁济之死的解读更为聪明讨巧,他给梁冠之以“二十年前的革命家”的头衔,然后将死因归结于当时整个思想界之疲软,故“二十年前的知识思想决不能培养他那二十年后老当益壮的旧精神,所以有一种内部的冲突,所以竟自杀”。借助此过度阐释的手法,胡建议学界今后应养成欢迎新思想的习惯,培育言论自由的空气,从而避免梁氏悲剧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