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二程之后,朱子未起之前这段时期,主要形成以“四大弟子”、道南学派、湖湘学派、永嘉学派、兼山学派、涪陵学派等为代表的程门后学。兼山学派的“以易洗心”亦有类似倾向,永嘉学派更是主张在工夫上用功,以至于最后转向有“用”而无“体”的事功学派。朱子哲学的工夫论由最初的倾佛静坐,到中和旧书的“先察识后涵养”,再到回归程颐,确立“涵养用敬,格物致知”的内外兼修的工夫论体系,工夫论的成熟正是在批判道南“未发求中”与湖湘学派的“先察识后涵养”中步步确立的。因此,以周行己为代表的前期永嘉学派,有意纠正这种学风,他们继承程颐的“格物致知”,注重开拓“格物致知”的外在维度,将圣人之学导向日常生活当中,也正是前期永嘉学派这种纠偏的努力,为后来永嘉学派转向事功学派吹响前奏。
关键词:学派;程门后学;心性论;湖湘;程颐;程颢之学;工夫论;弟子;涪陵;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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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并称古已有之,乃从学派或道统角度而言,而“程朱之间”则对应于二程之后,朱子未起之前的学术时期。当前学界大多关注二程、朱子两端,对程朱之间,则关注不够,研究不深。程朱之间道学的核心论域主要集中在心性论上,且基本在程门后学中展开。在二程之后,朱子未起之前这段时期,主要形成以“四大弟子”、道南学派、湖湘学派、永嘉学派、兼山学派、涪陵学派等为代表的程门后学。他们对二程思想进行拓展和深化,使道学话语在可能的方向上更加深刻地显豁出来。总的来说,主要呈现出以下共同趋向:
一、“四大弟子”与显学派趋向程颢之学
程颢哲学的总体特色就是“明体而达用”。程门后学中,“四大弟子”理论旨趣接近“程颢之学”;道南学派主张体认天理,是“本体意义上的程颢之学”;湖湘学派是“工夫意义上的程颢之学”;涪陵学派虽秉承程颐《易》学,但理论旨趣则接近程颢之学。程门后学中的显学派基本上是对“程颢”思想的推衍和发展。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对程颐之学没有继承,只是从总体倾向上判断。需要指出的是,程颐之学在程门后学中亦得到传衍,但并未形成气候,最守其学的尹焞,却因“才短,说不出,只紧守伊川之说”而致学派不振,仅有的前期永嘉学派注重对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为学宗旨的阐发,尤其对“格物致知”的方向朝外在维度推进,以扭转程门其他弟子将格物向内收的倾向;兼山学派则借对程颐《易》学的承继发挥心性思想,主张通过“易之道”来涤除私心,呈现道心。
二、搁置对心性本体的探讨,注重对本体的体认
宋代的心性论重视对心性本体的建构,因为理学家要辟佛立儒,就必须在儒学的短板—心性论的缺失上用功,这正是“儒门淡薄,收拾不住”之处。二程敏锐地意识到此问题,独拈“天理”以为本体,从而使传统儒学的心性论得以在理学的视域下重新活跃在学术舞台之上。二程的这种建构为后学标明方向,程门后学基本对此肯认不二,而将理论兴趣转到对心性本体的体认上,即在如何做工夫上,程门后学的分歧也恰恰集中在这一点上。如道南学派注重静坐体中,弟子王苹、张九成甚至走向心学;涪陵学派亦主张直从本体入手;兼山学派的“以易洗心”亦有类似倾向,永嘉学派更是主张在工夫上用功,以至于最后转向有“用”而无“体”的事功学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