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罗志田谈胡适的学术与生平》一文（《上海书评》，2015年4月19日），内中颇多精义，满目琳琅。笔者不揣谫陋，集章太炎、梁启超辈经学史论数条，以证罗先生所言不虚。

　　罗先生云：胡适可能更接近宋学，不应将他主持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整理国故直接说成是“新汉学”，此大概亦属的论。章太炎先生曾说南方两派，苏州多汉学家，揭 汉学旗帜的首推苏州学派，徽州则由宋学而兼汉学（所谓“兼”者，大概就包括了所谓“绩溪胡氏汉学”一脉），又说戴震“以提倡绝业自任”（《章太炎年谱长编 （增订本）》上册，541页），倡“形名求是之道”（《訄书·学蛊》），“综形名，任裁断”（《訄书·清儒》）， “规摹闳远，执志故可知”（《訄书·学隐》）“学问之事”当以“东原先生为圭臬”。章先生认戴氏“实为宋学家，非汉学家”，“其《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后人多视此书为反对理学之书，实则为反对当时政治之书”，“戴氏见雍正、乾隆动辄利用理学以责人，颇抱不平”（《章太炎讲演集》，马勇编，102，105页），戴氏生逢之世，“中夏不可为”“士皆思偷愒禄仕久矣，则惧夫谐媚为疏附，窃仁义于侯之门者，故教之汉学，绝其恢谲异谋，使废则中权，出则朝隐”（《訄书·学隐》），是则章氏眼中的戴东原之倡汉学，一为抗击清帝以理学责人，一为教导士人知所“学隐”，勿与清廷同流合作。章氏认为“戴氏不过形似汉学，实际尚含朱子的臭味”（《章太炎国学讲义》，25页），“东原之术似不与朱氏（朱熹）相入，而观其会通，则为朱学之干蛊者，厥维东原”（《菿汉微言》），又云：戴亦“汉、宋兼采者，《孟子字义疏证》力与宋学相攻，而说经实兼采宋学”（《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下册，815页），梁启超先生也说戴氏主张理“必定要根据客观的事实”，戴“之所以伟大，还是在儒家道术方面”，“虽反对程朱，实际上，得力于程朱者很多，与程朱走的是一条路”，“反对朱子，然而近似朱子”，“清代程朱学派，戴东原才是正统”（《儒家哲学》，干春松等编，92-93页）。凡此种种论说，皆与现代学界动辄称戴震为“汉学旗手”，“反对宋学的大将”，“几乎忽视德性修习”（余英时语）迥异。胡适与章先生所指徽州学统颇有传承， 而胡适表彰戴震反理学，大概一部分也是出于此学派暗中相同之故。章太炎本人于宋学似亦算持论积极，他曾说“我们研究哲学，从宋人入手，却也很好”，因为宋人无“空谈之病”，只是“不要拘守宋学，才有高深的希望”（《章太炎国学讲义》，42页）。

　　又，章太炎的确曾明确说过：“戴别开学派，打倒宋学，他是主张‘功利主义’”“反对宋人的遏情欲”（《章太炎国学讲义》，41页）。另，在1922年章太炎也确实曾经说过“戴东原固打倒宋学者，戴不主遏抑人欲，功利学派也”（《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394页），但上揭章氏数论已足可证明，章眼中之戴震至少是“汉、宋兼采者”，“由宋学而兼汉学”，要准确理解胡适表彰戴震“反理学”一节，也许不应全然忘记此一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