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晚明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专制统治的松动，社会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王阳明的“心学”为这种变化提供了思想基础。中国早期人文主义萌芽由此而产生。但是长期形成的官僚体制与小农经济的基础，使这种以追求个性化而表现的人文主义思潮转变为社会纵欲思潮。一个本应成为人文主义发生与发展的时代，却成为一个人文精神缺失的时代。缺乏人文精神的时代是不可能完成社会转型历史使命的。

　　关 键 词：晚明 人文主义 社会转型

　　作者简介：商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一、早期人文主义的萌芽与发展

　　中国早期人文主义的形成，多数学者认为在晚明时期。晚明的人文主义传统终未能够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体，乃是由于清朝的建立及其后的思想禁锢。直到晚清时期，这种禁锢才被逐渐打破，不过此时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已不同于晚明的时代，因此晚清的人文主义思潮也就更多地接受了西方思想的影响。

　　晚明的情况与前不同，与晚清亦不尽相同。晚明的早期人文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传统专制主义的批判，一是对于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因此晚明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乃是一个划时代的时期。

　　人文主义之核心，必是人本主义。中国的人本主义，源于先秦诸子百家时代，但秦汉以后，专制主义的发展将人本主义打压殆尽，于是民主的精华，便成精英们思想中难得一见的亮点。此种情况在晚明时代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人本主义由精英化的思想转而成为大众化的普遍行为。此种情况大约出现在万历中叶以后。究其根源，当然离不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万历间的政治状况，也为此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0世纪50年代，余英时即先后发表了多篇关于人文主义研究的论文，他的贡献之一是在讨论西方人文主义的同时，能够兼及对中国人文主义的理解。[1]80年代中叶，当中国学界由于传统文化热而引发对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并各执一说的时候，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已经在美国纽约的大学俱乐部学院讲堂上为阿斯本人文学会作了关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报告。不过他的讲稿当时未能翻译流传到中国，直到90年代初期才经董乐山翻译，并于90年代后期由三联书店出版。布洛克报告的意义在于他并没有在西方传统文化中找寻“人文主义”精神，他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一直谈到20世纪的新人文主义，主要是通过评论代表性的人文主义者讲述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布洛克的报告不仅让我们这些对于西方人文主义一知半解的人能够有深入一步的认识，而且启发我们，对于中国人文主义传统的思考不仅在于寻根探源，更要看到其发展变化。

　　文化传统的传承性是显而易见的。任何文化在任何时段几乎都可以追根溯源，找到历史上的影子。但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文化现象又是不断变异的。因此，尽管我们一定能够从历史传统中找到许多人文主义的精华遗产，但是我们却不能将人文主义的产生提前到诸子百家的时代。萌芽式的精华与早期人文主义的形成，还不能是一个概念。人文主义必然是对于过去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批判的结果。过于强调人文主义的传承，容易导致文化传统的负面的解释。这也可能便是有些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给予更多批评的原因所在。

　　明朝自嘉靖末年严嵩专权失败后，内阁权威受到空前未有的挑战。嘉、隆以后，内阁纷争突起，皇帝的权威亦失去往日的威严。万历初年经历了张居正的专权及失败后，皇帝与内阁的权威再受创击，带有启蒙意义的“非君”思潮亦由此而生。这与少数精英们的“非君”有所不同，晚明开启的是一次自下而上的“非君议政”思潮。著名的例子是人所共知的“海瑞骂皇帝”事件：“今赋役常增，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磬，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亿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迩者严嵩罢黜，世蕃极刑，差快人意，一时称清时焉。然严嵩罢相之后，犹之严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汉文帝远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内外臣工之所知也。”[2](P218)这里面至少给予我们两点启示，一是舆论批评的声音来自民间，而传之于内外臣工；二是严嵩罢相为民间舆论发展之一关键。此时王世贞《鸣凤记》以戏剧形式揭露严嵩专权的同时，也揶揄嘉靖皇帝，成为一部典型的政治讽刺作品。再有便是雒于仁的四箴疏，指斥皇帝嗜酒、贪财、好色、尚气，全无一点君臣之体，明人的非君思潮已可随见于言行之中。刘志琴曾先后发表两篇文章论述晚明的“非君思潮”，均收入其文集《晚明史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