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濮德培，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清史、边疆民族史、社会经济史。

　　前言：帝国间的比较分析      

　　有关国家建构的差异性问题，几乎所有的比较研究都以1500-1800年间欧洲的国家建构经验为标准，当时军事、经济竞争如火如荼的背景下，新兴的君主们建立起日趋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机器。蒂利指出公元1500年前后欧洲大约存在500个政治体，而到了1900年只剩下25个。①欧洲国家体系的形成常被视为后来19世纪工业化和全球殖民化历史的首要前提。理论家们以此为基准，检验非欧洲国家到底缺乏哪些基本要素。他们并未观照这些非欧洲国家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去运行，反而主要关注它们没有完成欧洲的方式。这类缺失性词汇存在于近代史研究和社会理论学说之中。尤其中国的历史学家，极为关注缘何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问题。我们为何不另辟蹊径，审视一番两个非欧洲帝国间的直接比较呢?

　　我们以奥斯曼和清帝国的统一时期为起点，先考察一下这两个农业帝国结构上的相似性。两大帝国均发端于更为强大帝国边缘的弱小边疆部族，都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迅速扩张，最终攻陷前一帝国的中心。两大帝国都统治着大范围的异族人口，不得不采取新的管辖方式征税、审判以及控制地方。我们先从寻求社会与管理方式的基本相似性入手。对我来说，很大程度上是回应奥斯曼史和清史学者所提出的问题。

　　史学书写之趋同

　　两种历史书写都将“衰落”理论弃之不用。清史领域中，过去历史研究普遍接受19世纪中国应对西方侵略全然失败的理论。清朝统治者在国际战争和国内叛乱中的一系列失败，表明其丧失了统治与改革创新的能力。1911年清王朝的覆灭被解释为传统社会无法适应西方近代性而导致的后果。许多同样的框架似乎也提前预示了17-18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命运。②民族主义史学将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变解释为衰落到革新的过程，从而强化了传统/近代的划分。18、19世纪的老牌帝国被看做是专制、落后与停滞不前的，即使出现了一些改革努力，也无法应对勃勃生机的西方列强。因此，它们不可避免地纷纷于20世纪初年覆灭解体，被民族国家所取代。

　　这一解释的关键之处在于文化主义、线性时间概念以及进程主体的中心化。文化主义将国家视为潜在观念的表象，而这种观念则由带有普世标准的文本与传统所组成。统治精英在一整套内在的伦理标准与沿袭传统指导下实行统治。国家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其指引精英实现这些观念的程度。因此奥斯曼帝国被看做是伊斯兰教的保卫者，而清朝则被视为非儒家思想的正统。“古典时代”是国家、社会和规范制度和谐共处的时期，其后则出现了一个衰落时代。这一过程包括了中国17-18世纪的“盛世”和奥斯曼统治的前300年。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