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8世纪中国在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后,步入前所未有的盛世,北京亦成为与欧洲交往最为频繁的东方帝都。欧洲通过传教士、外交使节、贸易往来与北京保持密切的关系。但当时中欧之间的交流并不对称,欧洲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超过中国对西方了解的程度。来京的西方人士通过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科技水平、军事实力进行评估,为西方向中国殖民开拓做知识准备。中国在当时的世界竞争中危机四伏,为19世纪出现的中西之间“大分流”埋下了隐患。 

　　【关键词】18世纪;中西关系;康雍乾盛世;忧患

　　中图分类号:K 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4)05-0102-13 

　　18世纪是东西方双雄并峙、互相对望的时代。一方面,中国作为东方古老文明国家的样板,在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时期达到帝制社会的鼎盛,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雄视四邻。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正在发生革命性的转型,其殖民锋芒指向中国,法国、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借大批传教士在华布道;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纷纷派遣使节来到北京,洽谈商贸;俄罗斯虎视眈眈,觊觎中国东北、西北、蒙古广大地区。中西方虽然平静地度过了一个世纪,但在强势的清朝背后,映衬着沉重的阴影,一场由西向东的飓风正在呼啸而来。将18世纪中国置于广阔的世界背景中去考察,特别是将其与西方同时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对比,可以看出中西关系正在发生复杂而微妙地变化,从这一视角重新探讨康雍乾盛世,我们对这段历史或许可以获致更为深刻的理解。 

    一、中西交流给北京带来的“西方元素” 

　　18世纪的中国在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后,步入了前所未有的“盛世”。从传统的意义来看,所谓“盛世”,包括以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权威秩序得以确认和强化,铲除地方割据势力,吏治相对清明;通过对外用兵拓展疆域、巩固边疆,加强边远少数民族对清朝的认同感、归附感;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士人在科举体制内获得对知识、权力的满足,异端情绪逐渐平息;经济发展,商业繁荣,人口增长,农民生活相对自足。这些条件到乾隆年间都已具备。好大喜功的康熙、乾隆两帝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远超历代君主,事实上他们在位的时间也是最长,几乎跨越18世纪。中国历代的疆域版图之广以乾隆朝为最。毫无疑问,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诚如戴逸先生中肯地指出:“直到18世纪,当时正处在清朝的康雍乾盛世,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大大巩固。如果只把它和汉、唐、元、明作纵向比较,而不进行世界的横向性比较,中国封建社会看起来仍具有活力,仍在继续发展。18世纪的中国确有值得称道的巨大成就。”①这是就中国自身的发展而言。 

    【作者简介】欧阳哲生，男，湖南长沙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