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源头，乃至孕育了西方文明。有学者反映，我国西方哲学的研究队伍中，致力于古希腊哲学研究的学术力量却略显单薄。一些研究现代、后现代哲学的当代研究者，往往忽视对古希腊哲学的关注。目前国内古希腊哲学研究呈现怎样的态势？未来的研究动向如何？就相关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聂敏里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的采访。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您谈一谈古希腊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走向的关系，古希腊哲学研究的当代学术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聂敏里：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源头。但是，我们也不应当忘记，古希腊哲学也是最早传入中国、为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最早所知的西方哲学。我在发表于《世界哲学》2013年第4期上的“古典学的兴起及其现代意义”一文中曾经介绍过这方面的情况。简单说来，早在明朝末年，随着耶稣会传教士来华进行传教活动，古希腊哲学就已经被介绍给了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大家熟悉的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就是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翻译并于1607年出版的。而利玛窦本人还曾经将取材于西塞罗、塞涅卡和其他许多古典作家的教育性论述编辑在一起以中文形式写成了一部《交友论》，于1595年出版；并且还在翻译爱比克泰德的道德格言的基础上编写了一部《二十五言》，于1605年出版。从而，可以说早在明朝末年，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对古希腊哲学有所了解，而这之中又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为最。

　　古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向我们展现了一种堪称经典的古代世界观，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试图去寻求一种体系化的古代世界观的图景，那么，再没有比在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来寻求更合适的了。从而，在古今差别的意识日益自觉和凸显的当代，在一种古代世界图景的参照下来重新反思和审视现代，以求获得对于现代的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积极还是消极的理解，就成为一种理论的必需。因而，在当代哲学思考不断深入和繁荣的背景下，古希腊哲学的研究却也同时获得了它的繁荣与发展。事实上，当代各种新的哲学思潮和流派很多都是通过向着古希腊哲学的某种思想回溯而获得它的理论资源和思想根据的，并且也是通过重新阐释古希腊哲学中的某一思想来取得它的新的理论生长点的。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当然就是福柯和德里达。因为，众所周知，福柯正是通过向着希腊化时期斯多亚学派哲学的回溯来阐释他的主体解释学思想的，而德里达则经常通过重新阐释柏拉图的对话作品来生发他的后现代理论。这样，大体上我们可以这样来说，正是随着现代性在中国当代社会的日益深入，一种古典的思想视角才成为必需，从而，可能没有任何时候比起现在古希腊哲学更具有当代的理论意义和思想价值，更值得一切关注现实问题的思想者去深入地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网：严群、陈康等老一辈学者开拓了国内古希腊哲学研究。请您介绍一下我国近年来古希腊哲学翻译与研究较之于前一辈学者，在研究方法、关注问题等方面有哪些不同？在翻译与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哪些新的研究成果？同时，和国际学术界的古希腊哲学研究相比，还存在哪些薄弱之处？

　　聂敏里：首先，我谈一下近年来国内古希腊哲学翻译方面的情况。可能，较之老一辈学者，近年来年轻一代的学者在古希腊哲学翻译上取得的进展是最为明显的。老一辈的学者的翻译多集中在经典原著上，例如，严群先生翻译的柏拉图的对话作品，陈康先生译注的柏拉图的《巴曼尼德斯篇》，苗力田先生主持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等等。但是，近年来年轻一代的学者却将翻译的重点放在了经典研究著作的译介上。我在2009年出版的由我本人编选翻译的《20世纪亚里士多德研究文选》一书的前言中曾经特别指出了这一方向转变的重要性，即，它标志着西学东渐这一历史性过程的深化，表明我们由最初的粗线条地、大面上地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接受和绍介，开始转向更为深入、细致地对构成这一传统的内在经纬的消化和吸收。因为，如果说经典哲学原著构成了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一些基本的脉络和节点，那么，使这个传统成为一个连续的、有机的并且依旧葆有生命力的学统的则毫无疑问是一代代学人延续基本经典原著的基本问题所进行的更为持久和深入的探讨。从而，如果想要更为深入、准确地理解西方哲学的学术传统，那么，仅仅停留在对一些公认的经典哲学原著的译介上就明显是不够的，而是需要对构成这个传统的活的血脉的经典的学术研究文献加以译介。所以，正是满足了这一学术研究上的客观需要，年青一代的学者将翻译的重点转向了对经典学术研究著作的翻译上。例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西学经典研究文献系列”，人民出版社的“古希腊哲学经典学术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西方古典学研究”，都体现了近几年来在古希腊哲学的翻译方面这一新的方向和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