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逻辑史的研究以19世纪为分界线。在19世纪以前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逻辑史。即便是19世纪，逻辑史所面临的环境仍十分糟糕。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大多数逻辑史学家接受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关于逻辑的评价，即逻辑根本就没有历史可言，或者充其量是亚里士多德学说衰败的历史；另一方面，那时大多数作者并非形式逻辑学家，所谓的“逻辑”在他们眼里无非是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

　　19世纪前的逻辑研究有以下特点：第一，主要是德法学者在从事逻辑史研究，其专业训练多与哲学史有关。例如彼拉米斯、莱曼、加桑迪、法布里修斯、瓦楚乌斯和西格瓦特都来自欧洲大陆，也都是以哲学家或哲学史家的身份出现。第二，逻辑与哲学、方法论的联系十分密切，逻辑史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被界定。例如，彼拉米斯的《人文学者》事实上是一部哲学史著作，它在辩证法流派的标题下处理逻辑史问题。《逻辑的批判和历史记述》的作者雅各·弗里德里希·莱曼是一位加尔文主义神学家和哲学家，以分析方法见长。

　　现代逻辑史的研究虽然开始于19世纪，但这一时期的逻辑史研究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例如，卡尔·普兰托4卷本的《西欧逻辑史》在逻辑史上是一部有分量的著作，其资料来源非常广泛，它提供了希腊语和罗马语原始文本的一个异常丰富的信息来源，其中的一些是从现在已无法得到的文本和手稿中复制下来的，直到今天它仍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古代逻辑史著作。然而，这部著作有三个明显的缺陷：第一，它对逻辑史的阐述止步于16世纪；第二，它近乎盲目地相信康德的断言，对形式逻辑缺乏足够的理解；第三，它对与自己不同的作家的观点采取了歪曲和缺乏同情性理解的处理。尤其是它的道德说教态度完全背离了科学精神。因为他不喜欢斯多葛学派和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便对他们的学说进行难以置信的误解和曲解，使用了诽谤的字眼，将他们看作是彻头彻尾的傻瓜和道德上的恶人。这部著作对整个逻辑史研究领域形成了巨大的影响，直到卢卡谢维奇和肖尔茨在其中发现了大量错误，并开始清算这种错误，它的影响才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