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宗教学 >> 宗教研究 >> 基督教研究
敦煌本景教《志玄安乐经》佐伯录文质疑
2013年04月18日 11:30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2001年04期 作者:林悟殊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志玄安乐经》是20世纪初敦煌出土的唐代景教写本,原件自始便为藏书家李盛铎私人所占有,后来又被其贩卖给日本人,直至1958年才有局部照片披露。该件录文于1929年由日本羽田亨博士刊布,1934年佐伯好郎博士重新制作录文刊布并加英译;当今学界流行的该写本录文多源自佐伯文本。文章就该写本录文的刊布过程进行了追踪考察,指出佐伯文本不符合古文书整理的规范,其中存在若干失误,认为在原写本未公开展示之前,对该经的专门研究应依据羽田最早发表的录文。

关 键 词:《志玄安乐经》  景教  佐伯好郎  李盛铎  敦煌

作者简介:林悟殊(1943—),男,广东潮州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寅恪先生曾在早年发表的《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痛心疾首地说:

近年以来,奇书珍本虽多发见,其入于外国人手者固非国人之得所窥,其幸而见收于本国私家者,类皆视为奇货,秘不示人,或且待善价而沽之异国,彼辈既不能利用,或无暇利用,不唯孤负此种新材料,直为中国学术独立之罪人而已。(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18页; 据香港马幼垣教授考证,“陈先生此文之作于1931年不必置疑”,见氏文《陈寅恪已刊学术论文全目初稿》, 见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90622页,有关考证见第602603页。)

本文所要讨论的敦煌本景教《志玄安乐经》(以下简称《志经》),当属陈先生所言的“奇货”之一。该写本虽有幸终被著录刊布,但一般研究者无缘接触,以致时下录文,多有以讹传讹者。本文所要质疑的佐伯录文,即日本研究中国景教权威佐伯好郎博士所录文本,在学界影响最大,讹之源皆出是本。

《志经》写本为著名大藏书家李盛铎(18581937)所藏。李氏收藏该写本的消息,学界早有所闻,但公开披露,依笔者所见资料,则是始于1923年。是年发表的抗父《最近二十年中国旧学之进步》一文,在综述“敦煌千佛洞石室所藏古写书”时,称“德化李氏藏《至玄安乐经》,《宣元至本经》各一卷”。(注:抗父:《最近二十年中国旧学之进步》,载东方杂志社编:《考古学零简》(东方文库第七十一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98页。)至于李氏如何得到该写卷,则讳而不谈。不过,1958年京都出版的《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刊出了该写本原件首端和末端的照片(见文末附图)。从照片可看到李在卷末有题记一行,标点如下:“丙辰秋日,于君归自肃州,以此见诒,盛铎记。”按丙辰当为民国五年(1916),如李氏所记属实,则该件来源并非很不光彩。于君为何人,待考,但其归自肃州,从肃州得到敦煌写卷是合情合理;因为当年确有一些敦煌卷子流入当地社会,为私家所藏。(注:详参荣新江:《甘肃敦煌文献知多少》,《档案》2000年第3期,第1619页。)至于该件如何由藏经洞流入社会,虽没有任何资料可资说明,然其确出自敦煌古本,似不必置疑。因为若为赝品,李氏为此道行家,谅不会看走眼,其断不会把赝品当真迹珍藏。

尽管李氏早在1916年便已得到写本,几年后消息也在学界正式传开,但研究者征访殊难。直到1928年,才有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东洋史权威羽田亨博士者,几经周折,通过多位民国学界名士的恳笃介绍和斡旋,方有幸在天津英租界黄家园拜访李,获睹原件,并著录全文。时在是年107日。翌年8月,羽田以《景教经典志玄安乐经考释》为题,将录文在《东洋学报》刊布。(注:[]羽田亨:《景教经典志玄安乐经に就ぃて》,《东洋学报》18119298月,第124页; 收入《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京都,1958年,第270291页。 该文有钱稻孙氏节译本,载《清华周刊》第32卷第10期,1929年,第2330页。)羽田氏在该文中,将拜访李得睹写本的经过细节一一写明,以昭信实。除对内容多所考释外,尚就该写本的外观,作了一番考述:

此经典有如敦煌出土的诸多经卷一样,写于黄麻纸上,上下和行间施以细栏。首行与第一百五十九行,即末行,如前所述,题有志玄安乐经,首尾完结,惟始端十行下半部残缺。字体异于一神论和序听迷诗所经,与之相比,稍硬而粗,毋宁说是近于三威蒙度赞者。……书写之字体殆属晚唐时期无误。(注:《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 京都,1958年,第272273页。)

该写本尔后的下落,学界一直未见报导。上个世纪90年代初,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与笔者在伦敦考证小岛文书的真伪时,顺带了解到该件真本已于1935年由李氏售诸日本某氏。(注:1935年,李盛铎将家藏的一批敦煌写本精品,“以八万日金,售诸异国”,目录载于是年1215日及21日的《中央时事周报》,计有360件之多,《志玄安乐经》写本列其中第十三件。详参笔者与荣新江合撰:《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九州学刊》1992年第4卷第4期,第1934页,经增订收入荣新江:《鸣沙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65 102页。)1958年写本的部分照片在日本首次刊出,(注:荣新江:《鸣沙集》,第73页转刊该照片。)足证该件确存日本。台湾著名敦煌学家苏莹辉先生在《中外敦煌古写本纂要》一文中称“此经新会陈氏曾征访未获”(注:该文原刊《东海大学图书馆学报》第4期,19628月出版,收入氏著《敦煌论集》,台湾学生书局出版,19794月,19836月,引文见第332页。)。这意味着该件流入日本前, 国内没有学者寓目。按此说可能是根据陈垣先生20年代初《基督教入华史略》讲演中的一段话:“又有宣元至本经、志玄安乐经、一神论、一天论、世尊布施论等。前二种存赣人李盛铎手,余未得见。”(注:陈垣:《基督教入华史略》,始载《真理周刊》第二年第十八期(19247月), 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5页。)其实,陈垣先生后来还是看过写本原件的,而且是在羽田氏刊布《志经》之前。查陈先生19年的讲稿《基督教入华史》,其第一部分介绍唐代之景教时,明确地说道:“最近我见唐代抄的志玄安乐经,文章极好,写的字却不很好”(注:陈垣:《基督教入华史》,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 集,第95页。)遂后在介绍《序听迷诗所经》写本时,将其与《志经》相提并论,称“序听迷诗所经的字,与志玄安乐经之文,可称双绝”(注:陈垣:《基督教入华史》,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第98页。)。可见,陈先生时已仔细看过原写本了。更有,李氏所藏的另一个景教写本,即《大秦景教宣元本经》,陈垣先生曾抄录了10行,送给佐伯好郎研究,后者于1934年将该10行发表。(注:P. Y. Saeki, The Ta-chin Luminous Religion Sutra on the Origin of  Origins, 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No.  9, November 1934,  PP. 133135.)陈垣先生还将所见写本的形态告诉后者:“与羽田博士见过的《志玄安乐经》同样是用黄麻纸书写,上下行间划有细丝栏;其字体也与《志玄安乐经》同。”(注:[]佐伯好郎:《支那基督教の研究》第1卷,东京春秋社1943年版,第380页。)从语气看来,陈先生对《志经》写本的印象是很深刻的。由是,吾人推测陈垣先生当先于羽田看过该经,不过未得抄录,故也无从进一步研究。在此事上,显见李氏厚日人而薄国人,这与其“待善价而沽之异国”的打算恐不无关系;其后来把大批敦煌写本售诸日本,绝非偶然。但无论如何,连陈垣先生都被传闻“征访未获”,足证其他国人更无缘得觏写本。上揭《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所刊出的《志经》局部照片,现存日本京都大学的羽田纪念馆,荣新江教授近年曾于该馆亲见,据云是羽田氏在生时所拍。若然,则原件1935年流入日本后,羽田应再度看过。其以治学谨严著称,倘早年的录文有明显疏漏的话,必当有所补正。但直至1955年去世,(注:羽田于1955年去世,有关的悼念文章见《东方学》第11辑,195510月,《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有关词条误作1956年。)羽田从未言及修正录文事,可见其对自己当年的文本当感满意。笔者将其最初发表的录文对照已发表的局部照片,发现卷首10行,至少可补8个字, 显然是缘写本原件破损,羽田当年匆匆抄录,未遑细辨。1958年出版的《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编者将该文收入时,据照片把缺字补上,其他部分则未更动。至于卷末12行,完整清晰,故录文仅第155行“弥施诃”误作“弥师诃”外,其余均准确。据荣教授云,原件的收藏者,目前仍将写本秘不示人,(注:2000621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日本学者落合俊典博士在会上简介了羽田亨遗稿《敦煌秘籍目录》,披露了在1938年到1940年间,日本企业家西尾新平在羽田亨的帮助下,购得了李盛铎旧藏的432件敦煌经卷。窃以为, 《志经》当是其中之一。目前,学界已不断呼吁公布该等经卷(参阅方广锠《呼唤〈羽田亨目录〉中的敦煌遗书早日面世》,见200072526 日香港举行的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日后该等经卷公诸世人,当可证实也。承蒙荣新江教授提供有关信息,首都师范大学郝春文教授寄赠落合博士的演讲稿,谨衷致谢忱。)这就使当今学者无从根据原件作出新的释文。因而,照理说,羽田早年的录文迄今仍是最原始可靠的文本。然而,遗憾的是,这一权威的文本,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多有学者舍本逐末,采用佐伯的文本,咸以为佐伯的文本更完善。如今,原件局部照片已公刊,只要将佐伯的文本与之略为对照,即见明显的错误。是以,基于学术的严谨性,我们不得不就该经的录文问题,从研究史角度,加以正本清源。

羽田的文章发表于1929年,而次年英国著名的东方学家、基督教史学家穆尔(A. C. Moule)教授便出版了《一五五○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一书。该书在介绍敦煌发现的景教文献时,有提及《志经》名字;(注:[]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5页。A. C. 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1550, London, New York and Toronto,  1930; repr. New York 1972, P. 58.)但作者承认尚未接触该写本,故唯“点名”耳,并无内容介绍。直到1934年,西方学界对该写经的内容才有较全面的了解,这得力于佐伯好郎博士之将该经率先英译。是年,佐伯氏将该经的英译稿连同汉字录文一起在英文《辅仁学志》发表。(注:P. Y. Saeki, The Sutra on Mysterious Rest and Joy ,  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No. 9, Nov. 1934, PP. 105132.)就写本首端残缺部分,佐伯氏在英译本的说明中,称“约残90字”,并在译文和汉文录文中就该残缺部分,多作填补。佐伯氏虽然在给编者的说明中,提到该写经最先由羽田发表,但没有明确说明自己的译本是否根据原件或其写真,遂给人一种错觉,仿佛其比羽田已发表的文本更准确,是个“足本”。尔后,其复将该“足本”收入其1935年出版的日文《景教之研究》,(注:[]佐伯好郎:《景教の研究》,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5年版,第721735 页。 )1937年出版的英文《中国景教文献和遗物》,(注:P. Y.  Saeki,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 Tokyo:  1937, repr. 1951,见附录的汉文经典,第7795页。)1943 年出版的日文《支那基督教之研究》第1卷。 (注:[]佐伯好郎:《支那基督教の研究》第1卷,东京春秋社1943年版,第384402页。)而我们知道,佐伯氏这三部书,均为海内外学界所瞩目, 被目为中国景教研究的权威之作。20世纪国人的《志经》录本,殆据佐伯录文。

其实,佐伯在其所有的著作中,都未曾申明其看过《志经》的原件或照片。其录文,是直接根据写本原件或写真,抑或源自羽田文本?我们无妨略作考证。

查佐伯文本,最先发表于1934年,其时写本原件尚由李氏收藏。而佐伯的博士论文大概是在1941年或稍前才通过;(注:有关其学位论文《新近中国发现之景教经典研究》审查报告,见东京《史学杂志》第52编第4号,1941年,第472475 页:《佐伯好郎学位请求论文〈支那に於ぃて近顷发见せられたる景教の经典研究〉(英文)审查报告》。)以其在30年代初的地位,恐难有羽田氏那样面子,得到李氏的殊遇,其录文必定是转录自羽田本。将两个文本进行比较,就可以证明吾人这一推断确实无误。因为如上面所指出,羽田本155 行“弥施诃”误作“弥师诃”,而佐伯本也依样照误, 便可资证。检视佐伯传世的录文, 也一直未根据原件或写真修订过。1935年写本流入日本后,虽然并不排斥其接触原件的可能性,但其文本从没有根据原件修订,这是肯定的。为了说明问题,兹将《志经》前10行据写本照片著录,同时将佐伯1951年版的“足本”也抄录,以资对照。

《志经》照片:

1.志玄安乐经

2.闻是至言时无上

3.河净虚堂内与诸

4.众左右环绕恭敬侍

5.伽从众而起交臂

6.何方便救护有情

7.我等人众迷惑固

8.弥施诃答言善哉

9.生求预胜法汝□(复)坐敛神

10.一切品类皆有(安乐)性随

按□表示缺一字,加括号表示系据墨迹,结合上下文判定之字。本录文除第9 行空缺一字外,余与羽田本同。

佐伯文本:(注:P. Y. Saeki,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 Tokyo 1937, repr.1951,见附录的汉文经典,第77页;该文本与其1942年出版的日文《支那基督教之研究》一致。)

1.志玄安乐经

2.闻是至言时。无上(一尊弥施诃。在与脱出爱)

3.河净虚堂内与者(俱。□岑稳僧伽□与诸人)

4.众。左右环绕。恭敬侍(坐。□□□□□。岑稳僧)

5.伽。从众而起。交臂(而进作礼赞。白弥施诃言)

6.我等人众迷惑固(久。□□□□□□□非以)

7.何方便救护。有情(者。何可得安乐道哉。一尊)

8.弥施诃。答言。善(哉斯问。善哉斯问。汝等欲众)

9.生求预胜法。汝(当审听。□□□□□□如是)

10.一切品类皆有安(乐道。□□沉埋而不见。譬)

按括号内的文字系佐伯补上,标点也为佐伯所加。

比较上面两个录本,可见佐伯本多有臆测杜撰之处。此外,佐伯本每行都补足17个字,更属主观臆断。按羽田文本共159行, 除首尾两行均题“志玄安乐经”仅5字外,其余自第11行至158行殆无损缺,满行书写。其间每行22字、20字、13者字各一,18字者二十有五,17 字者九十有四,16字者二十有六。全本每行字数虽以17字居多,但也不外占总行数之六成耳。是以,吾人不能推定残缺部分每行咸必17字。众所周知,敦煌文书不乏残缺者,补缺一般只局限于个别字眼,根据墨迹形态,从上下文的意思揣测补上;至若成句、成行的补缺,则应有相应文本参照。佐伯如此补缺,无疑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此外,羽田文本中诸多打上问号,即尚有怀疑的单字,在佐伯文本中也一一改定,却未见任何考证。其实,以羽田的博学,其踌躇未定之单字,必定是颇有难度者;间有可改而不改的字,则是为了忠实原件,以利日后他人之研究。但佐伯在没有原写本参照的情况下,便一一遽定,即使其中或有可取者,与出土文书整理之一般规范,恐也未必符合。

佐伯氏不仅没有参照原写本著录,而且误解羽田的录本。由于写本每行的字数多少不一,羽田本发表时,受排版每行最多17字的限制,原写本中每行字数超过者,便只能多续一行。佐伯竟然没有细察这一点,把印刷版面上不得不多占的一行,都当为原写本固有的分行。由是,在佐伯的文本中,比原写本多出了29行。其中每行5字、3字、2字者各一,每行仅1字者凡二十六。遂令人乍读莫名其妙。1935年, 著名汉学家兼基督教学家林仰山(F. S. Drake )教授,于英文《教务杂志》发表《唐代之景教文献》一文,论及《志经》时就据佐伯的文本统计,称全经凡188行,2660字。 (注: F.  S.  Drake,  “ The Nestorian Literature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Chinese Recorder 66, 1935, P. 739.)其实,正如羽田所说,写本仅159行, 而我们据羽田1929年文本,电脑统计,全经159行,存2596字,多出的64 字便是佐伯所加。 仰山氏这个数字被尔后诸多有关著作所采用。(注:方豪:《唐代景教考略》,载《中国史学》1936年第1期,第122页;《唐代景教史稿》,刊《东方杂志》第41卷第8号,1945年,第45页;但在其《中西交通史》(台北1953 年版)第二十章《唐宋之景教》, 介绍该经时改从羽田说,即159行(见长沙岳麓出版社1987 年版,上册,第416页)。朱谦之先生亦从仰山说,见氏著《中国景教》,东方出版社1993 年版,第122页。)由于佐伯文本得到仰山氏的认同,也就更带“权威性”。1957年台湾学者梁子涵先生《唐代景教之文献》,以及1987年大陆陈增辉先生《敦煌景教文献〈志玄安乐经〉考释》文中《志经》的录文,(注:梁子涵:《唐代景教之文献》,《大陆杂志》第14卷第 12 期,1957年,第393395页。陈增辉:《敦煌景教文献〈志玄安乐经〉考释》,刊《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下),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1384页;收入段文杰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宗教卷第3册,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467474页。 )都采用佐伯的188行本。有些版本虽然意识到佐伯在分行上的错误,但他们不据羽田本,而按佐伯本来改正,结果写本第44行凡22字,字数特多,便仍被他们误当两行著录。例如,1948年朱维之先生发表的《宣元本经及志玄安乐经考》,1970年台湾张奉箴先生出版的《福音流传中国史略》,其录文皆是,全经被录成1 60行。 (注:朱维之:《宣元本经及志玄安乐经考》,原载《神学志》1948年第1期, 收入氏著《文艺宗教论集》,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51年版,第159177页;张奉箴:《福音流传中国史略》,台北辅仁大学1970年版,138149页。)朱先生的文本,还“参考佐伯博士底意见,把它再补一下。根据上下文之意,再参照本经体裁和惯用语把它补足”(注:朱维之:《文艺宗教论集》,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51年版,第162页。)。这就难免更有蛇足之嫌。 张先生的文本较为慎重,把佐伯本中的蛇足都删去,但其他仍照录。罗香林教授1966年出版的《唐元二代之景教》,点校了《志经》,(注: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国学社1966年版,第212217页。)尽管他的句点很小心,但他毕竟还是以佐伯的录文为底本,故难免重蹈佐伯的部分差错。1982年大陆江文汉先生出版《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书中《志经》的录文照搬朱维之先生文本,(注: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上海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6873页。)其错相同。1996年大陆翁绍军先生出版的《汉语景教文典诠释》,《志经》文字据佐伯本,但不分行。(注:翁绍军:《汉语景教文典诠释》,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77196页;该书有香港卓越书楼1995年版本。)总之,佐伯的文本发表后,迄今几无不目为权威者,以之为据,遂造成了世纪性的误会。

综上所述,本文从研究史角度,考述佐伯当年整理《志经》失范之处,质疑其录文的权威性。但笔者要郑重声明,本文完全无意动摇佐伯博士在研究中国景教领域中的崇高地位。何况,其录文之所以一直得不到纠正,归根结底还是当年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吾国学术之现状”所造成的,不能完全归咎其个人的失范。本文也无意否定目前流行的《志经》录文各种版本的价值,因为尽管该等录文不尽准确,但对于不是专门从事景教研究,而只是要求一般了解该教历史知识的读者来说,仍然是很合适的。本文只是为了提醒学界:在敦煌本《志经》的现收藏者尚不愿意公开展示写本、学者无从对写本录文修订整理的情况下,对《志经》的专门研究,当应以羽田教授1929年发表的录文为准,参酌已公刊的写本首尾照片。至于佐伯博士和朱先生的“足本”,只要明白其产生的底蕴,对研究者仍不乏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王海廷

分享到: 0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