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21次大会在巴黎的圆满结束和《巴黎协定》的正式出台，标志着2020年后的全球气候治理将进入里程碑式的新阶段。而中国在此次协定达成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在发展中国家中的领导力更显露无遗。然而，西方仍有不少声音对中国治理环境污染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措施提出质疑。

　　近日，华盛顿智库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发布研究报告，通过对中国环境政策和能源情况分析，驳斥了来自西方的三大质疑，并提出，中国政府以实际行动证明承诺绝非“空头支票”。

　　减排之路漫长但目标坚定

　　目前，美国对中国环境治理方面的质疑主要集中于三点。一是针对中国承诺在2030年达到碳排放峰值，认为剩下的15年期限就相当于可以继续以商业为目的进行煤炭消费和碳排放。然而，美国进步中心报告提出，这种论调是建立在一个根本性误解之上的。一个大规模经济体如果要在2030年达到峰值，需要很长的过程来减少和停止煤炭的生产和消耗，这表明西方观察者对中国能源市场情况的了解很滞后。

　　美国进步中心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韩美妮（Melanie Hart）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中国承诺的减排是促成这次气候协定的一个有力驱动因素。事实上，中国政府从未表示过要等到2030年才做出重要改变，清洁的空气和良好的环境是民众的迫切需求，因此到目前为止，已经采取了很多有力措施，减少煤炭消费和碳排放。虽然煤炭在目前及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都是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主要能源，但仍可以综合近几年的数据看到其中的改观和进步。例如，2014年中国煤炭消费量下降了2.9个百分点，是15年来的首次下降；2015年，中国煤炭进口量大幅下降。她表示，距离能源和经济的重新平衡发展，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在2015年，煤炭的生产、消费和进口都在显著下降。同时，在某些领域，清洁能源生产能力的年均增长速度已达到30%—60%。通过这些可以很好地预测中国未来的能源发展趋势。

　　旧发展模式一去不复返

　　对于中国的质疑之二，是一些西方观察者认为，中国目前在治污领域取得的成绩仅为昙花一现，中国完全有可能回归旧的发展模式，把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置于可持续发展之上。对此，报告提出，这些观察者没有认识到中国目前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完全不能再支持旧模式。从2012年开始，中国政府对待环境问题已经持高度重视的态度。随着中国民众迫切需要了解环境数据信息，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安装1000多台空气质量检测设备，并开始重点着手治理东部污染严重地区。同时，旧的经济增长模式中的固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重工业生产和出口加工这些行业都在不同程度地萎缩，意味着中国不能够消化大量的钢铁、水泥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而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因此迫切需要推动经济转型，能源将发挥重大作用。

　　质疑之三则是针对中国官方公布的煤炭数据的真实性。中国在8月出版的《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4》中，煤炭消费数据有大幅上调修正。美国进步中心报告提出，中国并没有隐瞒数据，恰恰相反，中国正在全力监测煤炭使用及二氧化碳污染排放情况，以此能够制定出更为严格的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正是新数据出现的原因。而旧数据的错误也是中国官方自行发现的，并非国外相关机构或个人发现。虽然目前想对中国该领域数据进行核实会有难度，但是有一些其他信息可以用来进行对比判断，例如中国煤炭行业的失业情况、煤炭企业边际成本的下降、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量的大幅度下降等。

　　2015年是中国治污新起点

　　韩美妮表示，大约20年前，当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激烈辩论是否签署《京都议定书》时，参议院通过了《伯瑞德—海格尔决议》（Byrd-Hagel Resolution），强调在发展中国家有所作为之前，美国应避免参与国际减排承诺。那时，美国与中国贸易发展很不平衡，美国方面担心如果其承诺减排，而中国不作出相应让步，将会失去贸易中的优势。

　　韩美妮认为，此次《巴黎协定》的最后达成其实并无很大悬念，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之前，中美签署的两份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和中法气候联合声明，已就谈判中的一些关键难题，如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透明度问题的处理等，达成谅解。因此，中美两国在该问题上基本步伐一致，都作出了非常有诚意的减排承诺，并通过此举为其他国家施加减排压力。更重要的是，中国国内也出台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改革措施。她表示，2015年标志着中国在环境治理方面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报华盛顿12月1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