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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为“自媒体”赋能?
2019年12月27日 13:08 来源:文汇报 作者:朱恬骅 字号

内容摘要:技术发展,无疑是“自媒体”得以兴盛发展最为显见的动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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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自媒体”充斥人们视野的时代,几张截屏、只言片语,往往就能点燃一场舆论大战;“网红”与营销绑定,是是非非甚嚣尘上;公众号、“大V”账号发出“爆款”文章,很快也会以各种形式现诸报端。即便人们对此褒贬不一,“自媒体”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一个问题也随之产生:谁赋予了“自媒体”能量,使之彰显澎湃的活力,产生广泛的影响?

  技术发展,无疑是“自媒体”得以兴盛发展最为显见的动因之一。2019年8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规模已达8.54亿,其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高达99.1%。“读图”取代了文本,视频则大举赶超,同一报告显示,短视频用户占比将近九成,直播用户比例也已过半。而伴随着全球40多家运营商开通了5G网络,2019年已被视为“5G元年”。移动通信技术的高度发达,进一步放大了“自媒体”的传播效应。“自媒体”俨然成为发展至今各种媒介和传播方式的集大成者,及各方逐利和角力的必争之地。

  但在这些表面的缘由之下,历史的追溯提醒我们,“自媒体”这一术语本身诞生的语境却是本世纪初,当时大行其道的还是论坛、博客等较为“传统”的网络服务形式,手机上网也远不及今天这般迅捷。鲍曼(S.Bowman)、威利斯(C.Willis)等人用“自媒体”(WeMedia,当时也译为“草根媒体”)这一术语概括的,主要是网民集体性的新闻事件分享。从创生到现在,“自媒体”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同一性似乎只有在“人人都可参与构建的媒体”这一点上找到相同之处。而对这种“自己的媒体”的呼唤,实则可追溯到互联网诞生之前,甚至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有所孕育。

  布莱希特:广播时代的媒体想象

  1865年,荷兰生物学和博物学家彼得·哈丁(PieterHarting)撰写了一部科幻小说《公元2065年》(Anno 2065),其中便提及了一种肇始于电报和电话技术的远距离传声设备,可以播放动听的音乐。同一时代,法国插画家阿尔伯特·罗比达(Albert Robida)撰写的《20世纪:电气化生活》(Le Vingtième Siècle.La Vieélectrique),更是出现了集电话、电视、录像等于一身的“可视电话”(téléphonoscope),故事中男女主角的第一次“相会”也正是阴差阳错地在可视电话上完成的。与其说是电报和后来的无线电技术让人们看到远距离即时通讯的可能,不如说是人们始终追求着这种远程的共时性,而电报和无线电应运而生,鼓舞了更加具体的技术想象。

  对于一种通信网络的追求几乎是随着电报的发明同时产生的,而电影、无线电特别是广播的广泛应用,则使它的实现看来近在咫尺。本雅明在后来成为名作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即已察觉到,“复制”(再生产)过程在摄影术所代表的新技术条件下变得史无前例地快速、简便,探索了其所能够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影响,也成为后世学人论述技术发展、媒介发展和审美性质时绕不开的经典。但如果说,电影动员大众的力量尚且还与“复制”,也就是胶卷副本的制作相关联,并且也只有通过副本的传递才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那么,在进入千家万户的无线电广播中,就连这一复制的过程所需的时间也被取消了。同一套节目同时可以为许多人听到,不需要事先制作大量的“副本”。它所借助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无线电波,更令理论家感到着迷。1932年,布莱希特(B.Brecht)在《作为通讯设备的广播》一文中写道:“广播目前是单方面的散布,而它应当是双向的;目前它只是一种为散布出去而进行散播的设备。”在布莱希特看来,无线电其实还蕴含了这样的可能性,也就是成为“公共生活中最好的通信设备,巨大的沟通渠道网络。”

  无论是哈丁、罗比达还是布莱希特,若是能够目睹今日互联网的产生,是否会为自己的远见感到欣慰,我们无从得知。但显而易见的是,使“自媒体”成为可能的现代传播技术,之所以强调互联、互动,也正是由于历史地继承了此类想象,和它们之所得以提出时的初衷。1962年,日本学者多田道太郎撰写了《复制艺术论》一文。他颇具眼力地预见到,随着摄影、电影设备日益简化、廉价,以及录像技术的涌现,不仅浪漫主义“人人都该成为艺术家,一切皆可变为美的艺术”(诺瓦利斯语)的梦想能够实现,而且还能使人“在自由的创造中成为自由的批判者”。不过,多田道太郎所设想的“创作”还没有呈现出自媒体的传播特征,因为它无法回答布莱希特在研究广播时敏锐观察到的问题:相比于在广播中“有所言”,更重要的是向谁发声、能被谁听到;仅仅提出一种技术应用上抽象的可能性,或仅仅从事于一种艺术的“生产”,距离有效的传播和通讯媒体还有一定的距离。可惜的是,布莱希特的“广播理论”在实践上更多转向了“广播剧”的创作,那种双向的传播在他那里还只停留于理念,甚至缺乏19世纪末的科幻小说那样栩栩如生的情节描绘。

  这样,德国文学批评家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nzensberger)1970年发表的《媒体理论论纲》一文就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在这篇文章中,他不仅从技术上阐明了“双向沟通”的可能性,并且自觉地使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观点对技术所起到的作用和局限性进行了剖析。此后,鲍德里亚、波斯特等理论家也都在各自的论述中,将恩岑斯贝格尔的观点视为辨析的对象,也显示出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恩岑斯贝格尔:“新媒体”的理论号角

  《媒体理论论纲》最初发表在恩岑斯贝格尔自己参与创建的《列车时刻表》(Kursbuch)杂志上,同年英文版发表于《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虽然美国的教育学界在60年代就已用“新媒体”一词代称电教技术概念,恩岑斯贝格尔该文仍是目前所见最早在传播媒体语境中作为范畴提出“新媒体”一词,并给予理论论述的文献。文中定义的“新媒体”囊括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闻卫星、彩色电视机、有线电视、磁带、录像带、录像机、可视电话、立体声音响、激光技术、静电复印、电动高速印刷、分时复用计算机”等各种技术,但它们不只是技术和技术设备的枚举,而是具有集合的性质,存在着相对一致的结构。这种结构归根结底在于它们的技术特殊性,在于它们在传播上并不遵循“接收”和“发送”的严格区分。

  同布莱希特不满于“单方面传播”的广播一样,恩岑斯贝格尔认定,“在目前的形式中,诸如电视或电影之类的设施并不是用于通信传播,而是用于阻碍通信。它们不允许发信端和接收端之间的交互:从技术上讲,就是将反馈减小到系统论意义上的最小值。”但是比布莱希特更进一步的是,恩岑斯贝格尔具体从技术上阐明了从“阻碍通信”到“用于通信”的转换如何可能:因为发信端和接收端“在技术原理上是一回事”,所以它们“可以通过简单的切换过程而实现功能对调”。也正是从对技术原理的把握出发,恩岑斯贝格尔论证称,“新媒体”必定是平等的,允许建构双向的信息传播和通信网络,而后者更大可成为社会组织结构的有效模型。

  不同于布莱希特、本雅明、阿多诺等人通过电台演讲或授课积累自己的“广播经验”,恩岑斯贝格尔出生于无线电技术官员之家,对无线电技术耳濡目染,因此旗帜鲜明地将技术特殊性作为理论建构的重要基础加以运用,这也构成他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前辈学人的独特之处。难能可贵的是,在以技术特殊性为理论出发点的同时,恩岑斯贝格尔有意识地想要避免技术决定论的观点。通过将对技术特殊性的辨析,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辩证关系联系起来,“新媒体”技术作为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遭受了“压迫性的使用”,也就是处于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之中。有感于欧洲左翼力量在这些新媒体面前的“不确定性、恐惧与投降”,恩岑斯贝格尔最终决意撰写这部《媒体理论论纲》,常识性地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审视媒体和传播技术的运用。

  由此,恩岑斯贝格尔的确避免了那种技术发展的乐观主义。他指出:“任何希望通过技术设备或设备系统获得解放的人,都不过是沉湎于对进步的一种模糊信念。”“新媒体”在“结构”上要求了“平等”,与它实际上受到的资本主义压迫构成了严峻的对立,从而要实现“新媒体”的这种技术蕴意,就要通过对生产关系的改造,从而转换为一种“解放性的使用”。因此辩证地来看,“新媒体”作为“最先进的生产力”,最能够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落后一面显现出来,并将二者的矛盾推展到最为尖锐的状态,从中创造解放的契机,最终消除资本主义对媒体的所有制枷锁。

  而在另一方面,所谓“解放性的媒体运用”还意味着一种建设的方面。和多田道太郎所代表的那种思潮一致,恩岑斯贝格尔也鼓励让群众掌握作为“生产工具”的媒体技术,用他们自己的、积极的宣传方式,记录和保存日常生活的经验,并最终成为历史的书写者。但更进一步的是,恩岑斯贝格尔认识到,为完成这一目标,新媒体就需要“出现在工作场所、学校、官僚机构的办公室,简而言之,就是存在社会冲突的情境中”。它不再是个人的娱乐或家庭生活的粉饰,而是在激烈的社会情境中“终结个人参与者与社会学习和生产过程相隔绝的状态”。这些观点将布莱希特有关组织和动员“听众”的观点加以了具体化,从而与本雅明将艺术由仪式性用法向政治性用法的转向遥相呼应。媒体设备作为生产手段掌握在群众手中,还有利于打破精英阶层的话语权垄断,从而让历史记忆向全社会真正保持开放、可获得(accessible),这在恩岑斯贝格尔看来,有助于促进社会解放的进程。由此,他的“新媒体”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路径殊途同归。

  法兰克福学派看到,传播技术的结果是促使艺术采取新的形式走向大众,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恩岑斯贝格尔则从技术原理出发,继承这一基本立场,建构和论证理论主张。在他看来,艺术已为媒体、并在媒体中获得扬弃。同时,由于将无线电广播(无线电通讯)、电视、录像乃至当时新兴的计算机媒体尽数纳入“新媒体”之中,与今天人们所说的“新媒体”有着高度的交叉。以此观之,自媒体时代的“众声喧哗”印证了恩岑斯贝格尔的设想,也确实起到了影响舆论的作用,尽管并非全然正面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如果说本雅明行文中还有其早年所受折衷主义的影响,那么,恩岑斯贝格尔文中的马克思主义因素是不容悬置的。”这与恩岑斯贝格尔的成长经历不无干系。他1929年出生在巴伐利亚的一座小镇,1931年随家人迁至纽伦堡,在战火中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战时经历树立了他反对“纳粹”的基本立场,出于对德国知识精英中“纳粹”影响的愤恨,1955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断然拒绝了学术工作,而是辗转在西德的斯图加特广播电台、苏尔坎普(Suhrkamp)出版社担任编辑等职,1961年起成为自由撰稿人。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恩岑斯贝格尔广泛参与左翼运动,发表演说、撰写时评,编辑出版《阶级论:德国阶级斗争读本》《与马克思、恩格斯对话》等书。这样的思想背景,使我们将这部作品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媒体理论的一声强有力的号角,也不为过。

  走出“功率困境”:参与自媒体的未来建构

  起始于匿名的“WeMedia”,“自媒体”真正的爆发却是以“网红”等个人的面貌出现的“Self-Media”。表面上看,人们不仅“共享”了媒体,而且还可以独自拥有多重的传播渠道;然而无论是复数的“We Media”所蕴含的新兴新闻共同体意义,还是中文“自媒体”所可以蕴含的自主性或自发性,都消失在商业化运作所包装出的“自我”形象背后。重温从布莱希特到恩岑斯贝格尔关于广播与“新媒体”的理论使我们看到,让“自媒体”得以兴起的力量并不等同于赋予其传播能力的力量。“谁为‘自媒体’赋能”的问题,不仅意味着谁“是”其赋能者,毋宁说更主要的是谁“有资格”担当此任。固然是技术的发展和资本的涌入使当下的“自媒体”获得了种种夺人眼球的形态,但它也还只是多方争逐下的牵线木偶,其潜力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激活。

  视线回到2003年,“自媒体”的发明人最初是在“9·11”事件中敏锐察觉到了网民的在场;网民们通过论坛、博客、网络聊天室等渠道,取代了专业记者和主流媒体,撰写了“历史的第一份草稿”。在自媒体发展的早期阶段,它在形式上逐渐摆脱其“原型”(如短视频之不同于影视节目,博客之不同于报刊文章),成功分化出种种亚类(如二次创作、图文直播等),甚至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艺术形态(如互联网艺术);但最终,这些形态还是被收编到商业巨擘的麾下,通过“自媒体”所短暂显露出的“个性”同化为资本掌控下的一张面孔,而与“新闻”所体现的现实社会、政治情境愈加疏离。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恩岑斯贝格尔的理论无懈可击。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尽管恩岑斯贝格尔比布莱希特的理论涵盖了更多、更新的传播技术,并从技术特殊性的角度辩护了自己的主张,“自媒体”毕竟没有在1970年产生,甚而这一主张在30年后遭到作者自己的否定。究其原因,我们发现其中存在着一种“功率困境”。诚然,接收端在技术原理上容易改造成为发信端;但仅仅发信却不被接收到,就使发信成为一件无意义的活动,具体在收音机的例子中,发射功率成为决定性的技术指标之一。仅就无线电技术的“原理”来说,它所保证的仅仅只是“功率”的等价性:对于技术设备而言,无论其用作发信端还是接收端,每一单位的“功率”自然是整齐划一的。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每一个组织、个体所拥有的设备“功率”总和有着天壤之别,这并不是通过号召增加发信者数量所能弥补的。而这一量上的区别,正是发信端和接收端在排除技术上质的差异之后所余下的残差。

  资本不是抽象地掌握技术的。当大众能够拥有收音机的时候,那些掌握大多数资源的资本家,早已取得了功率上的压倒性优势,从而让他们传播的内容最容易被接收到。更不用说,频谱资源等技术条件的有限性,以及发送时间、频率等信息的不对称,使“解放性的媒体运用”难上加难。到今天,无线电时代的“发射功率”可以为“带宽”所取代,也体现在经选择的网络连通性上;在互联网诞生之前和诞生之初,鼓吹“平等网络”“生产型消费者”(prosumer)的理论主张,也随着所谓“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而神话破灭。“人人从事于发信和接收”之所以是自由主义媒体观念的“骗局”,恰恰就表现在以“功率”为代表的技术指标等价性,来掩盖拥有者或操纵者与听众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一旦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就容易错误地将单位“功率”等价性等同于“新媒体”中的每一个“参与者”、每一个“个别的人”地位上的相同。

  从中加以推演,不难发现,真正的“自媒体”并不仅是技术和经济层面上的发展所能单方面推动的,而是要求着一种社会形式的相应转换;技术虽然可以为人们赋能,使他们成为“自媒体”的潜在主宰,真正将其实现却仍需要改变组织和动员大众的方式。这就使关于“自媒体”的考察从传播、资本的外在形式还原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对象,消除了自媒体面前以幻象铸成的“技术壁垒”。

  在当下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境况下,准确预估未来若干年的技术发展趋向无疑是困难的,仿佛只有“科幻”作品才敢管窥一二;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问题并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在历史的此端回望过往的“理论预言”,虽然它们在提出时与“科幻”无异,实则或多或少地成为了当下技术状况的构成力量。我们能够、也应当在同等意义上体会布莱希特的这句名言:“如果您认为这是乌托邦,那么我想请您思索,它为何是乌托邦。”在“想象”和“理论”的场域中解析与重构当今技术状况与社会的关联,或展开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也许是人文社会科学建构性地参与到未来技术生成之中的一种方式。真正的“自媒体”任重道远,思想者为之赋能的使命亦尚未终结。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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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朱恬骅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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