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我国民众对国家和民族认同感的提升,对国货品牌支持度的提高,为国潮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文化自信促使国内消费倾向发生转变,由过往盲目追求国际大牌向更理性的高性价比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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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潮文化日益兴盛,恰似粤语中常说的“古老当时兴”。在创新要素涌动的粤港澳大湾区,数据引领、技术驱动、满足用户个性化和多元化需求、具有独特印记的国货品牌走到了大众面前。由国潮经济引发的新国潮文化现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文化演进的突破口。
岭南文化的包容特质
潮流文化融入岭南文化,再辐射影响到中原内地,具有历史基因。由于地缘便利,粤港两地向来文化互动频繁。20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的青年流行文化首先通过影视和流行音乐等文化产品,由广东进入内地,并体现在粤地词汇语言、服饰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香港流行文化不仅仅作为平衡传统文化的角色而存在,亦成为当时岭南青年文化生活的主流和身份符号,成为粤地青年传统身份的解构者和新身份的建构力量,为岭南文化注入了新的、更为年轻的内容。以广州为例,有人说,广州是座土洋土洋的城市,“土”是它的躯壳,“洋”是它的内核,两者冲突得极其合理而有序。这座城市不仅有早茶、骑楼、粤曲,实际更是潮流文化的孕育圣地。作为各大设计师品牌和原创设计的集散地,广州潮流文化异常蓬勃,有着自己独有的一套潮流体系:趣玩市集、音乐节、动漫节、装置艺术展、嘻哈文化周、潮流文化季……这些充满动感青春色彩的活动密集地进行着。在广州,一家隐匿于老城深巷的毫不起眼的限量潮品店,可能是全城潮人心中的圣地,这一现象神奇而完美地将老城区的陈旧与当代潮流的崭新融为一体。
传统与现代交融,多元文化兼收并蓄,一向是岭南文化的内在特质。得益于这样的包容特质,新岭南文化正在悄然而蓬勃地生长着;也正因如此,国潮文化能够在粤港澳大湾区盛行。
国潮经济发展源于文化自信
我国民众对国家和民族认同感的提升,对国货品牌支持度的提高,为国潮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文化自信促使国内消费倾向发生转变,由过往盲目追求国际大牌向更理性的高性价比转变。
消费社会语境中,商品使用价值会向商品的符号价值让渡。从符号消费的角度来看,青年人需要一种符号赋权的文化途径,在消费过程中选择某种具有象征含义的物品来建构自我的认同。“90后”“00后”群体乐于接受新事物,开始释放强大的市场消费潜力,他们拥有强烈的自我表达诉求,更加追求品质、热衷创意。而国潮风尚通过全方位的线上传播,实现了与年轻人的对话与共鸣。
文化碰撞加速文化演进
品牌间的跨界联合、设计潮牌化、依托IP推出限定款等创新营销行为,使得老品牌有了更为丰富的表达与呈现。新国潮更注重举办充满新奇感、创造力的活动,为社会大众提供了充满趣味性和颠覆感的国货传播方式,以此赢得了更多的关注。
所谓符号性标出与翻转,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之间的不对称带来的标出性,会随着文化发展而变化;文化的发展,就是标出性变化的历史。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初期,舶来的新生的西化的文化是标出的;随着现代化、国际化的不断推进,传统文化逐渐成为标出项,于是大众文化盛行,实现翻转;而当代文化超熟发展进入所谓“后现代”的当下,我们发现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传统文化的标出项,开始发生再度翻转,造成文化的再次否定变迁。
国潮文化的兴起正是基于上述的逻辑过程:传统文化与潮流文化融合叠加的创新性呈现方式的出现,以及整个社会生态包括消费生态的变化,实现传统文化标出性翻转的机制,产生新的认同,从而争夺更多的中间力量,进而成为促使其文化标出性翻转的重要力量,推动着文化演进。
可以说,各类传统文化符号是最典型的具有异项标出性特征的符号,因而可以通过标出性历史翻转,完成从被压抑排斥向被认可膜拜的根本转变。当然,其前提条件是,在形态、意义内涵及其与时代、社会之关系上有明确的前卫倾向。国风与潮流组合之后的“国潮”,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旧与新、小众与大众、传承与创造发生碰撞又相互共生。而人的身份认同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身份归属,即社会成员对共同体文化的认同与共识,进而产生的归属意识。因此,基于消费行为选择对身份标记的重要作用,国潮青年能够通过复活传统的手段来构建自己的身份,这个过程不仅关注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更多的是能够体现商品交换价值的符号意义。他们通过对国潮文化的认同,建构出了一种“我很独特,我懂传统但我又很潮”的青年亚文化,成为这个时代的标签。

■1月25日,广东广州,承载着2021年美好期盼的天环“好市发生”国潮新春主题展亮相,潮味广府祝福语与现代国风红灯笼、中国结、转运桃花树等组成的各种吉祥寓意场景,吸引游客前来打卡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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